吴长珠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广州510970)
摘要：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也是美国当代文坛最有影响力的非凡作家之一。姐妹情谊一直是托尼·莫里森钟爱并持续探索的主题，她一直尝试在其小说中构建各种各样的姐妹情谊模式。在《最蓝的眼睛》中，姐妹情谊仅仅能够让非裔女性相互倾诉她们无法言说的苦难经历；在《天堂》中，姐妹情谊能够让非裔女性相互帮助彼此度过困难；在《秀拉》中，莫里森反思在男性插足时，非裔女性之间姐妹情谊的脆弱性。莫里森坚信姐妹情谊是非裔女性走出困境的道路，并不遗余力地构建各种类型的姐妹情谊模式，以探索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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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黑人女性：姐妹情谊：托尼·莫里森
中图分类号：1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187- 03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莫里森从上个世纪七十代起开始发表小说。在其小说中，莫里森深切关注美国黑人的生活困境，尤其关注处于多重压迫之下的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状况。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尝试为美国黑人所面对的困境找到潜在的解决之道。尤其对姐妹情谊这一主题的不断探索，莫里森试图为美国非裔女性构建一种和谐互助的关系以帮助彼此成长和渡过人生困境。
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组成部分，要了解其含义，需要对黑人女性主义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源于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美国黑人女性承受着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等多重压迫。在文学批评上，黑人女性主义者推翻并纠正读者脑海中对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她们指出黑人女性模式化的形象是种族主义者和男性根据其需求创造出来的。而在文学创作上，一些非裔美国女作家将文学写作视作一种手段，以此来创建她们的主体存在。黑人女性过去一直处在失语”状态中，这使得她们失去了主体性，而成为被描述的客体。她们的创作实践表现有一下几个特点。
首先，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黑人女性的苦难同时来自阶级压迫、性别歧视以及种族歧视。因此，黑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其生存环境中的父权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以及种族歧视如何侵蚀黑人男性的灵魂并使其成为性别歧视的共犯。其次，通过回顾黑人的传统与文化，黑人女性主义者尝试重新挖掘黑人文学的根源和宣扬黑人民族的自我意识，以在白人社会追求黑人民族及个人的身份认同。最后，黑人女性主义者宣称黑人女性是黑人文化与传统不可缺少的传承者。在与贫穷、种族及性别歧视的斗争中，黑人女性往往从其他黑人女性中得到力量和帮助。因此，对黑人女性作家来说，姐妹情谊成了一种宝贵的经历及可识别的文学传统。
姐妹情谊是一个由学者提出并宣扬的概念，与单纯的女性友谊不同，姐妹情谊是女性有意识地建立起来以抵抗父权压迫的政治联盟。尽管这个概念一开始是由白人女性提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美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看出非裔女性作家们从白人女性那里传承了这一理念，并将之运用在创作中。通过创作黑人女性文学，在非裔美国女性中宣扬姐妹情谊，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希望现实中的非裔女性可以明白她们共同的遭遇与命运，能联合起来帮助并支持彼此以抵抗她们所承受的三重压迫、
对姐妹情谊”的讨论是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显著特征。王晓英在其专著《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寻——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中写到：“分享自我价值是黑人女性文化传统中姐妹情谊”的一部分。与白人女性对自由和解放的个体诉求不同，黑人女性的传统强调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艾丽丝·沃克和托尼·莫里森都是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她们都致力于构建并在黑人女性之中宣扬不同形式的姐妹情谊。莫里森从未停止过在她的作品里宣扬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并视之为黑人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一种出路。
从莫里森的第一部小《最蓝的眼睛》起，她就开始构建姐妹情谊。主人公佩科拉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但在其生存环境的影响之下，佩科拉却以为一切是自己的错，她内心深处痛恨自己，竟然期望通过获得一双蓝色的眼睛来改变其命运。在整部小说中，佩科拉从未言及自身悲惨的遭遇，这象征着黑人小女孩这一最弱势群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失语”状态。克劳蒂亚作为佩科拉的朋友及小说的叙述者，不仅给了她姐妹情谊之爱，还大声说出了佩科拉所经历的一切以反击所有人的沉默与麻木。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通过创造克劳蒂亚这一形象来帮助她失语”的姐妹”在一个白人父权主导的社会发声说出其痛苦的经历，构建了一种最基本的姐妹情谊。
在《秀拉》中，莫里森构建了两个非裔女孩之间的姐妹情谊。在黑人社区，小女孩一直都是最脆弱的群体。她是这样描写苏拉和奈尔之间姐妹情谊的开始的：“当她们起初在巧克力色的门厅中相遇时，……马上感受到了老友重逢般的惬意和舒畅。因为她们多年以前就已发现自己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从而她们不可能获得任何自由与成功，她们便将自己创造成另一种存在。她们的相遇是幸运的，这让她们得以依靠彼此成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拉和奈尔在彼此相识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承受着强加在非裔女性身上的压迫。然而作为个体的小女孩，秀拉和奈尔对其处境都无能为力。相识之后，她们除了可以亲密相处，得到快乐，还能够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存在”并依靠彼此成长”。此外，苏拉和奈尔之间缔结的姐妹情谊给了她们勇气和力量来反抗压迫并构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为彼此营造出的安全港中，她们对别人的做法不屑一顾，专心与她们自己感受到的事物……互相憧憬的奈尔和秀拉把度过的每一天都看作供她们消遣的一场电影。”这部作品中所构建的姐妹情谊比《最蓝的眼睛》仅具有言说功能的姐妹情谊更有力量，它让黑人小女孩从彼此身上汲取养分以成长，并能使她们建立起自己的身份存在。奈尔和秀拉的姐妹之情一直持续到成年，遵循传统的奈尔选择了婚姻，回归男性价值主导的黑人社区：而秀拉则选择了离开黑人社会外出游历，用自己的人生去试验与创造、十年后，秀拉回到原来的黑人社区，行为乖张叛逆，几乎不见容于所有人，甚至与奈尔丈夫裘德有染，这导致了她们感情的决裂。秀拉一直都在试图寻找自我，建立黑人女性独立的意志与存在，但笼罩在父权制之下的整个社会并没有给她这个生存空间，以致于她不自知地陷入模仿男性的行为模式——不顾及他人感受地任由自我意志行事。她对传统的叛逆背离，对男性行为的模仿最终伤害到了奈尔，从而令她们之间的姐妹之情完全破裂。莫里森所构建的黑人小女孩之间的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走向自我的希望之火，可惜它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对抗男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环境。一个放弃自我，依附男性价值主导的传统文化：一个追求自我，离经叛道，却不幸陷入模仿其极力反抗的压迫一方，这是姐妹情谊缺乏生存空间的悲剧。
在其第六部小《爵士乐》中，莫里森进一步构建姐妹情谊模式。在《托尼·莫里森不断彰显的阶级意识》中，Mbalia详细分析了《爵士》里的姐妹情谊。她指出《爵士乐》中描述美国黑人联合这一点并不新鲜，而对女性团结起来以抵抗性别压迫这一主题的强调则是前所未有的”。Mbalia认为非裔女性拥有共同的纽带——她们都经历着三重压迫。因此，非裔女性必须团结起来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的关注点在姐妹情谊的疗伤功能上。小说中的三位非裔女性维奥莱特，菲利斯和艾丽丝·曼弗雷德因一桩谋杀而联系在一起，她们通过分享各自痛苦的经历和一起做家务得到安慰和支持以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并用爱重建她们的生活。贝尔·胡克斯说过：当我们说出生活的真相时，内心的伤痛便会得到治愈”。因此，在《爵士》中，莫里森宣扬这样一种姐妹情谊——它强调有着共同痛苦经历的非裔女性应该联合起来：她认为分享经历并诉说非裔女性生活的真相能够帮助她们度过人生的困难时期并重建对爱和生活的信心。 在《天堂》中，莫里森前所未有地将绝望且无家可归的非裔女性从黑人社区中分离出来，将她们置身于一所女修道院以期为非裔女性建造一个完全属于她们的天堂。在这部小说里，莫里森创造了一个没有白人、男人的天堂”，在此非裔女性可以分享她们过去痛苦难以言说的经历，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生活，其创伤从而得以治愈。在修道院里形成的姐妹情谊没有男性的入侵，十分理想化，然而由于它独立在黑人社区之外，不受男性的控制，这引起了附近鲁比小镇的黑人男性的敌意。鲁比是曾经经历过白人压迫的黑人男性一手创建起来的小镇，他们远离白人建立起由黑人男性统治的王国。而修道院的现象是这些黑人男性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那些住在修道院没有男性伴侣的黑人女性是不可控制的，异端的，所以无法容忍其存在，并将小镇一些不良的变化归咎于女修道院的女人。因此，象征着绝望的非裔女性之天堂的修道院最终被鲁比镇的黑人男性摧毁了。
在其分析1780-1835年新英格兰女性身份和地位的专著《The Bonds of Womanhood》中，南希．F·科特指出：“那个时期的女性教育理念使她们倾向于将彼此的命运看作是共同的，为其相似的情感照看彼此并相互提供精神支持。通过提供便利的环境和正当的思想理念，学者们在女性中宣扬姐妹情谊”。姆巴利亚认为非裔女性是世界上最受压迫、剥削、虐待的人类，唯有她们之间的友情能减轻压迫，解救她们”。然而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里森的小说中，非裔美国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在有男性介入的情况下显得极其脆弱，很容易破裂。姆巴利亚并没有注意到黑人女性之间自发的友谊十分脆弱，以此她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她的研究促使笔者进一步探宄莫里森作品里姐妹情谊这一主题的创作演变及其对黑人女性命运的影响。
2003年，莫里森发表了第八部小说《爱》。在《爱》中，希德与克里斯汀之间的姐妹情谊延续了《秀拉》里奈尔和秀拉的模式——孤单无助的两个黑人小女孩相互陪伴玩耍，建立起两个人的秘密联盟，其姐妹之情终结于希德与克里斯汀爷爷的婚姻。然而这并不是单纯的主题重复，希德嫁入科西家后，受到梅克里斯汀的母亲）的歧视和羞辱。梅是一个完全内化了父权制价值观的黑人女性，她崇拜白手起家致富的公公，甘心为其做牛做马，看不起贫穷出身的希德，更对穷孩子希德一跃成为公公的续弦妻子——即她的婆婆——十分不满。对希德与公公的婚姻，她认为是希德勾引了公公，而实际上希德是科西用钱买来的少女新娘。而科西在处理婚后希德与孙女的矛盾时没有任何原则，单凭自己的意志和一时喜恶，导致了希德和克里斯汀之间产生极大的误解，从而克里斯汀加入母亲一起孤立希德。为了进一步探索姐妹情谊的可能性，莫里森创造了一个具有博爱情怀的姐妹L，L是小说的叙述者之一，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之一——为科西家服务了几十年的厨师与管家。作为一个与科西家族三位女性没有任何血缘或私人感情关系的黑人女性，L似乎能够洞悉所有针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和伤害，始终不渝地站在黑人姐妹的一边与黑人文化里的父权制压迫作斗争，为她们提供无私的帮助和保护。任何一个科西女人受到来自父权或彼此的伤害和压迫时，L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并解救被压迫的一方。根据克莉丝汀的回忆，L是唯一的和事佬，无论怒目而视还是摇头，她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作为叙述者之一的L，始终贯穿着小说各个部分，其他的叙述者所描述的故事都限于自己的生活、身份和利益，唯有L对所有的事件的观点都与她自身毫无关系，仿佛她始终是个客观的旁观者，又是一个相对全知的旁观者。通过刻画这样的一个黑人姐妹，莫里森倡导所有的黑人女性应该深刻理解她们共同的不幸处境，对彼此怀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并为彼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不是像梅那样内化来自压迫一方的价值，进而仇视并迫害自己的姐妹。在L的帮助下，最终希德和克莉丝汀达成了谅解并且意识到是父权压迫而非彼此使她们的人生充满痛苦并且将她们分开。不同于莫里森其他小说里的姐妹情谊《爱》中的L与她所帮助和保护的黑人姐妹并无私人的亲密关系。她既不是三个科西女人的亲人，也不是她们的朋友。正如笔者之前提到的，原本姐妹情谊只是一个精英白人女性有意识构建并宣扬的政治概念。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创造黑人姐妹L，莫里森想要传达这样一个主张——任何意识到黑人女性生存困境的黑人女性都应该为她们受到多重压迫的黑人姐妹提供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莫里森对姐妹情谊这一主题的创作，从一开始的呈现发展到后来的实验探索。在《最蓝的眼睛》和《爵士乐》中，她只是通过描写原本就存在黑人女性之间具有言说与疗伤功能的姐妹情谊来补充黑人文学中女性文化的缺失。在《秀拉》中她作了新的尝试，就是从最脆弱的黑人女性——小女孩着手，创建一种黑人女性有意识建立的联盟——奈尔和秀拉意识到自己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这个共同点将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创造共同的存在。但这种女性的联盟并没有生存的空间，因此也自有其脆弱性，莫里森在《秀拉》中也并未回避这一点。到了《天堂》，有了近似天堂”一般生存空间的黑人女性似乎可以相互依赖着生存，身心个性也很自由，但她们依然承受着来自传统黑人男性主导的社区之恶意。最终天堂”被摧毁：天堂”里的一个白人女性被黑人男性杀死，其余黑人女性的结局则扑朔迷离，这种模糊的结局似乎是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走向自由保留了希望的空间。在《爱》中，莫里森大胆创造了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黑人姐妹L，这是一个对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具有深刻认识的人物，她对身边其他黑人姐妹的帮助既全心全意也完全超越了私人的感情。L象征着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呼吁——黑人女性之间的联盟应该超越小我和个人情感，尤其是那些深植于传统的、年长的黑人女性，更应该意识到所有黑人女性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从而要学会爱护彼此，给彼此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