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婷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在当代文学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丰富而驳杂的面向。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消费文化主导下入世的知识分子，而更多呈现为以个体自由伦理，终极价值和人文理想为依托的知识分子精英叙事，它天然地保留实存的完美并反抗己然的不完美，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和自由实践，探寻知识分子个体存在与当代中国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重建当代知识分子叙事伦理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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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分子；乌托邦；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1207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0166—03
在当代文学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丰富而驳杂的面向。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从晚清至今的百年历史变幻之后，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既是传统伦理规范的反叛者，也是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传承者和发展者。新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消费文化主导下入世的知识分子，而更多呈现为以个体自由伦理，终极价值和人文理想为依托的知识分子精英叙事，它天然地保留实存的完美并反抗己然的不完美，体现出这一群体的自由精神气质。本论文尝试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考察对象，探宄百年历史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学想象和自由实践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追问在当代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跟当代中国”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对话关系，考察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重建当代知识分子叙事伦理的紧迫性。
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隐忧
（一）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叙述是与士”是一脉相承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是同传统的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之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产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粱启超、蔡元培、瞿秋白等人，他们以文学为斗争武器，开启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的篇章。《狂人日记》中，孔乙己作为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代表，发出了知识分子文学叙事中的第一声呐喊”。随着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在80年代登上舞台，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一场文化热”席卷而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种中心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越演越烈。
（二）知识分子的理想与隐忧
萨义德在1994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中强烈的批判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然而，当代知识分子，包括萨义德本人，自身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生存困境，他忽略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合法性本就是知识体制内部或者是社会体制所提供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法逃脱体制内的束缚，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不断的从体制内走向日常，使知识分子囿于理想和现实生存境遇的牢笼，对自身存在境遇不断进行追问和诉求。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便是借助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表达了对自身存在困境的不断挑战以及对当下社会制度的深入反思。《山河如梦》的谭功达，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他俨然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者，他是其母亲陆秀米革命未完事业的继承者。在小说的一开头，便展示了这位知识分子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困境：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支红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一面是承载着无数人民美好未来的行政区域规划图，一面是怀揣着个体肉欲的私密碰撞，作为成功知识分子的代表，谭县长在面对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时，也无法抗拒由个体欲望带来的种种隐忧，因此谭端午神情阴郁，心事重重。”《春尽江南》的谭端午，作为80年代小有名气的诗人，却在经历了当代中国政治的风声鹤唳后退隐江湖，委身于鹤浦地方志，慢慢烂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虽然身为知识分子，但他对于生活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和理想，甚至持消极态度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度《新五代史》和参加朋友们的各色活动。正如妻子家玉所言，如果以前和诗人相爱能够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的话，而今已经变得难于启齿。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贬值，成为了消费至上和娱乐至死中的多余者”，他们自身在面对日渐沉沦的现实生活也是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所以作为一位成功者”的律师妻子在劝说一位失败者”的诗人丈夫时，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儿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当理想面对现实变得不堪一击时，是选择继续坚守理想昂首前行，还是低头妥协随波逐流，这是谭端午们必须面临的精神难题。
二、知识分子乌托邦的建构与解构
在西方，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再到康帕内拉，再到莫里斯，作家们都十分关注未来世界的建构。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孔子、老子便有了“大同”和小国寡民”的乌托邦文化理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更是建构了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叙事范式，成为中国乌托邦文学叙事的典范之作。在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熏染，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粱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类似于西方的乌托邦诞生。在这之后，乡土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工业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的叙事一直出现于文学史书写和理论批评当中，而这种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毫无疑问是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理想之地和自由实践息息相关的。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便很好的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构建做了很好的描述与诠释，并展示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从建构到解构的风云变幻图。
（一）知识分子乌托邦的建构
在江南三部曲”中，不管是《人面桃花》中陆侃的桃源梦”、王观澄的花家舍”《山河如梦》中谭功达的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桃园春行图”《春尽江南》中王元庆的花家舍项目”，双胞胎兄弟的香格里拉乌托邦”，还是最后诗人们集会的花家舍销金窟”，都是主人公所竭力追求的理想之地，是知识分子所努力建构的乌托邦。尤其是贯穿于三部作品的花家舍”，更是作者格非理想的投射地？花家舍”的变迁也从另一个面向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精神理想和社会时代的变迁。
在《人面桃花》中陆侃作为那个蒙昧时代被社会体制排挤在外的士大夫阶层，他有着外人所难以理解人文理想，他整日关在自己的阁楼，对怀抱的《桃源图》如痴如醉，成了家人口中的疯子”，最后他在一个雨天里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可以说，如果陆侃这种对未来十里长廊美好图景的幻想被称为疯子”的话，那么在雨天出走对于即将爆发的革命暗示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先知”。不管是陆侃还是后来的王元庆，他们作为格非作品中典型的疯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也是他们预言了未来社会的急剧转变。陆侃给女儿陆秀米上了启蒙的第一课，让她对革命的理想和实践蠢蠢欲动，王元庆则教会了被时代和体制抛弃的谭端午，如何在利益熏心物欲横流的审美时代，始终坚守知识分子那可怜的人文理想。于是乎，作为乌托邦实践的三代人，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从普济地方自治会、学校、养老院，到修普济水库，建发电厂，再到整天在鹤浦地方志浑浑终日，他们从未从乌托邦的梦境中醒来，不管革命的艰难困苦、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还是现实的惊涛骇浪．都没有动摇他们乌托邦建构的决心。
（二）知识分子乌托邦的解构
1知识分子的个人私欲
在《人面桃花》中作为推动陆秀米走上革命乌托邦道路的一大助力——张季元，他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以思想启蒙者和革命实践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他本身却问题重重，他对秀米的迷恋，对秀米母亲的畸恋，都暴露了他自身私欲对革命乌托邦建构所造成的巨大阻碍。所以他在最后离开秀米时，不知不觉吐露最近的这些天来，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张季元作为一般个体，对于个体无意识的性欲的渴望让他的革命步伐徘徊不前，让他对革命乌托邦理想表现出了强烈的怀疑和延宕，则是作为知识分子个人私欲对于乌托邦的强烈解构。
2乌托邦自身的悖论性
乌托邦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意指无场所的事物，即汉语意义上的乌有之乡”。龙慧萍在对乌托邦”一词进行精确分析后得出结论：乌托邦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美好完美）的所在。它有一种悖论的性质，其生命力恰恰是它的非现实性。一切乌托邦的原则都是否定之否定。因此不难得出，关于乌托邦自身的建构本来就是具有悖论性的，对乌托邦的建构即是解构。
在《山河如梦》中郭从年构建了一个外人看来几乎完美”的乌托邦之地——花家舍人民公社，然后在这看似实行了最好了制度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却隐藏着强烈的伪和谐”。随处可见的检举信箱，无处不在的101，以及建造在最高处的殡仪馆，这里所暴露的问题也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人人脸上都显得心事满腹、闷闷不乐，生活在乌托邦式的花家舍的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这就道出了乌托邦悖论性的根源所在，人无止境的好奇心和欲望。乌托邦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理想世界海市蜃楼般的想象，是对于一种内心欲望的形而上的反馈，因此，物质世界的不断发展，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后，乌托邦也就从内部自身解构，成了一座沙上之城，一个不断变大轻轻一碰就破的泡沫，一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之地。
3乌托邦实践所携带的现实苦难
虽然在实践乌托邦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是内心的欲望和好奇心促使我们前进，但也不乏源于自身的精神诉求，在为自己内心的理想追寻而全心服务的，这在《山河如梦》的姚佩佩《春尽江南》的谭端午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姚佩佩由于父母的政治遭遇，一个人来到异乡生活误打误撞成了谭功达的秘书，被好友背叛误杀人后走上了自己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但是她在内心深处是有着强烈的骄傲和尊严的，她始终用自己的坚守来期待爱情的到来，然而不管她多么努力的抗争，最终也只得失败。《春尽江南》的谭端午对于诗人情怀和知识分子尊严的坚守，使他成为了妻子口中的“烂人”，尽管在精神世界上他远远高于半路出家的律师妻子家玉，但是在社会财富制造和社会地位上他却是无能为力，不能承担起母亲的赡养责任，也没法为儿子的教育买单。在文本的最后，消费主义时代的失败者”谭端午对胜利者”家玉进行的精神救赎是失败的，揭露出乌托邦的价值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追寻和内心索求时，乌托邦并没有给个体知识分子带来多大的改进，携带而来的甚至是无法拒绝的苦难，让他们成为物质主义者口中的失败者”，面临精神和肉体，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苦难。
三、知识分子叙事伦理的失落和重建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说：“叙事伦理学不探宄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嘘气。”从这我们不难看出，叙事伦理是以对生命的个体存在和灵魂诉求为主要叙事对象的，而旨在表达个体的生命感受，并不使用道德和理性法则去约束个体该做什么，怎么做。
而作为叙事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知识分子叙事伦理一直强调关注个体在乌托邦实践过程中所遭受的双重苦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迅猛发展，对于写作的目的也有精神道德重任逐渐走线给了商业化的金钱目的，故事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已经成为小说的主要创作趋势，销售量已经成为了评判小说文本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一语境下，大多数创作已经很难再承担起知识分子叙事伦理的重任。再加之：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革命、政治的理想成了伟大的人民伦理的时代，任何的个体伦理，以及任何个体对生命、生存所发出的叹息和劝慰，都会淹没在历史匆忙的脚步声中。”中国小说中对于生命和灵魂的个体诉求时常淹没在了时代的主流话语之中，而个体的命运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只能在革命、历史以及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成为商业时代的牺牲品和娱乐时代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重构知识分子的叙事伦理是十分必要的，在面对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人人都精神空虚，缺乏具体的生命感知和存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重建个体的叙事伦理。在主流话语和商业话语所占据的空间中挤出狭小一隅，去深挖，去探讨人类灵魂真正的意义，也只有惟如此这般的个体叙事伦理和生命叙事伦理，才是文学叙事最终的栖息之地，才能呈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和个体所肩负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