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越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摘要：本文从剖析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为对象，探讨关于伍尔夫的女性写作的私人空间理论，以独特的个体意识来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创作中所承受的多重压力，女性真正解放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一间自己的屋子》；重建；女性自我
中图分类号：1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203- 03
一个富有才气的16世纪的英国女性必然是不幸的，她的一切都会被时代所掩埋。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并不是女性的才华低于男性，而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迫使女性无法拥有自己独立的物质基础和创作环境，使得她们不能自由地从事文学创作。她呼吁女性要树立起成为你自己”的女性自我，并且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而耗尽毕生心血。
（一）
《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伍尔夫的一部散文体评论文，这部评论文是由两次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题为《妇女与小说》的讲座稿整理而成，她的这部散文文论被当做是女性主义批评第一部现代文本，社会主义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典范”，是不可否认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经典，这部文论是充满对传统的父权社会及其文化体制愤怒批驳和剖析的作品。
她以“女性与小说”为主题展开了自己的篇章，她虚构了第一人称我”的世界，以她的意识流动展现女性作家的自由和特权。她在文章初始就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在这个论文的第三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假设，从这个假设中伍尔夫拉开了她自己的理论铺叔，这个假设是：如果莎士比亚真有一个同自己一样禀赋超群的妹妹朱迪恩，那她的一生又会是何种模样的呢？
莎士比亚年轻时在家乡闯祸惹出了事端而背井离乡到了伦敦，因为他的性别于那个时代无疑是幸运的，最终他凭借着自己所受不多的教育和戏剧才华而最终成名。但是他的妹妹的命运就与之截然不同了。家里不会花钱让她上学，她小时候只能偷看哥哥的书，一旦被父母发现之后，就只能回去补袜子或者是照看锅里的炖肉了：她的写作稿子也会被父母时不时地给烧掉。而且她才十几岁，就已经被许配给一个羊毛商的儿子，她却不愿意结婚，她还幻想着她大放光彩的舞台梦，她哭诉着哀求父母却只换来了一顿责打。于是她逃出了家，同样也到了伦敦，她去找剧院经理，她说她想要演戏。但是经理告诉她不要痴心妄想，女人是演不了戏的，男人们都只会取笑她。后来一个叫尼克？恪林的舞台监督可怜她，将她收容下来。对她百般苛刻和虐待，不幸的是她怀了孕，最后社会的残酷给了她绝望的哭诉，她在一个冬夜里自尽，了结她痛苦的一生，却埋在了一个十字路口附近。作者最后也是想给这个可怜的女人以自由和平等的人性关怀的。
朱迪恩的个体命运意识是绝望、悲观的，从而引发了作家以及读者对集体命运意识的深度思考。伍尔夫对男性是宽容平和的，她至始至终都没有去责怪另一性别，她也并没有极端激愤地去保护什么，她平静地说：“笼统谴责哪个阶级或是性别，都是荒谬的，群体从来不对他们做过的事情负责任”。但是伍尔夫近乎愤怒地说。“在那个时代，殴打妻子还是男人们公认的权利，无论是上等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以行使这种权力为耻辱。而女儿们如果拒绝嫁给父母为她选择的丈夫，很可能会被关在屋子里，遭到拳打脚踢，公众对此也并不吃惊。婚姻不问个人感情，它只关乎家庭贪欲，尤其是在温情脉脉的上流社会，往往一方或是双方还在摇篮中，婚约已经定下，刚刚离开保姆，就必须完婚，这些才是现实”，连后来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也有对付女人别忘记男人手中的鞭子”的理论。她的愤恨是压抑的，所以她在文章中强烈地呼喊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说，“只有当她们自己不再抱怨不公和金钱，而是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承受所有的冷漠、责难和引诱，像一个狂热分子一样调动自己时，她们才能让‘莎士比亚的妹妹’重新复活起来”。因此她说，“诗的灵魂永垂不朽，只要我们为之努力，不遗弃心中对诗的渴望，她就会复活，不管身处怎样的贫困和寂寞，都是值得的”。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主张唯有独立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对伍尔夫毫无疑问地有着重要的启发。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文论中，伍尔夫对于女性是这样写道？什么是一个女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们会知道，我也不相信任何人能够知道，除非她在所有有依赖于人类技能的职业和学科中都表现了她自己。是你们指她演讲时台下的女观众），正以自己的实验向世界显示什么是女人。是你们，正在用你们的失败和成功向世人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她紧接着又说：“当我在我的脑子里搜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于作别人的伴侣，作与别人相等的人，以及去影响这世界为了去达到更高的目的都没有什么高尚的感觉。我只很简单很平凡地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而伍尔夫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们对于“作为别人相等的人”的认识，并将其提升到了对重建女性自我的自主自觉的高度。
伍尔夫成为自己”是伍尔夫为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建立女性独立而又自由的自我意识最强有力的口号，这是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于重建女性自我的强有力的高呼。但是重建女性的自我仅仅是拥有自己的房间还不够，伍尔夫又说，“但是这自由还仅仅是个开始，房间是属于你们的了，但是你们将怎么布置它，怎样装饰它，与谁共享，又有什么条件呢？这些，我认为是极其重要和有趣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你们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是第一次你们能够自己决定答案是什么”。
她认为，首先应当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她说：“她死得很艰难，她那虚构的性质对她有着极大的帮助。要杀死一个幽灵比杀死一个真人更为困难。在我认为我已经处死了她以后，她总是又悄悄地溜回来”，女性要拒绝妄自菲薄的心理。女性如果想要重建自我，就得走出封闭的、狭小的个人世界。其次，她认为要建立女性自己的价值观念。伍尔夫说，“在艺术和生活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每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了的价值观，也就是赋予对男人来说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的严肃性，把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看的微不足道”，伍尔夫认为这种价值观有一种神奇而又复杂的力量，这是一种新生的创造力。再者，伍尔夫认为还必须建立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虽然伍尔夫对男性父权社会是予以深刻批判的，但是她本人对男性仍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她说：“责备任何阶级和任何性别都是无稽的。成了大团体的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就不能负责，他们被本能驱使，本能是不受他们约束的”。她的这种宽容平和的心态也融入了她的创作理论之中，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她解释说道：“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里，男性的胜过女性的：在女人的头脑里，女性的胜过男性的。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与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产生的。双性同体的脑子是引起共鸣的、可渗透的，它没有能偶障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是具有创造性的、光辉绚丽的、完整的”，她认为这种和谐的两性交融也是保证创作力的重要助推力。但是，这会不会是伍尔夫对男性社会做出的妥协退让呢？她最后因精神失常抑郁而跳河身亡的结局，是否也是她内心矛盾无法调和的出口呢。最后，女性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方式。纵观人类历史，从父系时代开始女性就没有建立过自己的话语方式，我们所知道的的书本和语言都是男性的话语方式，男性拥有文学创作的绝对话语霸权，比如说安提戈涅、麦克白夫人、凯瑟琳小姐、苔丝狄蒙娜，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娜等女性形象，这些都是男性作家在意识中的假想设定的女性。女性在创作中也只能在披着男性话语方式的外衣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例如乔治·艾略特、奥斯丁、埃米莉·勃朗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等女作家，为发表作品而不得不冠用男性的名字，女性文学创作的巨大障碍就在于此。
在谈到传统的文学形式对女性创作的压制时，她说：“当一名女性开始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想更正现存的价值观——想认真对待那些在男人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使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重大的事业显得无聊。于是她自然会受到指责，因为属于另一性别的批评家对这一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尝试实在大惑不解，愤慨万分。他从中不仅会看到见解不同，而且会因为女性思想与自己的观点出入很大，便认为它们是无力的、琐碎的或感伤的，这种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男女两性价值观不同，在于女性的创造力与男性的创造力大不相同，无可取而代之”。对于此，伍尔夫自己率先进行风格题材新颖的文学创作，她大胆地尝试这属于她自己的独立文学技巧。例如她的小说，她创造性地运用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和顺序，以女性的视角再现了社会人生的一点一滴和精彩瞬间，她的风格独特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选入了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她的《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和《奥兰多》在意识流派系中也独树一帜，她的《奥兰多》还被翻拍为电影，当时也是红极一时，成为了银幕经典。她的独创精神和细腻的才思让她在人才济济的英国小说界占有女性的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三）
从《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可以看出，伍尔夫深受英国女权主义前辈关于男女平等的核心思想的影响，她对父权制社会体系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并积极倡导寻找属于女性的文化形式，以女性的视角来重建人类历史并不断发展女性文学，呼吁现代女性摆脱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束缚，构建全新的性别关系，使人类走向两性融合的理想境界。从这一点上说，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是积极向上的，是值得肯定的，女性在新的时代也确实很有必要来建立自己的传统，而不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我们需要用女性的话语来喊出女性的声音。
从《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我们发现伍尔夫提出的女性创作理论在如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性作用，它既可让那些还没有从传统束缚下走出来的女性，意识到要争取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迫切性，必须努力去争取到更多的物质基础的必要性：又可以让那些已经拥有充足的物质基础的女性不要耽于虚无空洞的享受中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逐渐抹杀掉自己写作的诗性。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女性一定要有自己创作的渴望，并能够为此奋斗一生的精神志气。伍尔夫所谓的女性的写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创作文学作品了，更广义的是女性实现自己梦想，赢得社会尊重与认可的社会意识。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从立场上来说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她本身是一个中上阶层的知识女性，她接触得更多的是她自己那个阶层的意识和形式。虽然她对于重建女性自我的主张对于中上阶层的女性而言也确实可行，但是对于那些下层女性、有色种族女性、第三世界的女性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女性自我的重建不仅是需要依赖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更多的是依赖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社会物质体系进步是社会意识体系进步的基础和根据，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如何去做，但是所有的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完全同步的。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物质结构而表现出差异性。女性独立是会实现的，但是道路依旧是曲折而艰辛的。伍尔夫只是说女性需要走出自己内心的心理束缚，但是就女性需要的具体的屋子”而言，这个屋子还是男权社会创造的，不完全属于女性。性别的不同就意味着平等或者是不平等吗？女性的自由难道就只能在一定的空间里实现吗？女性能够走出自己的房间吗？房间外的世界是与自己构建的社会发展同步吗？女性在杀死天使”后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出自己的屋子呢？这也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因此女性主义的重建需要更多的一些人类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