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军
2015年1月1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后不久，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因心脏病突发，还没来得及提出应对“风险社会”的方案和策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年仅70岁。
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少有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作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贝克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正如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的校长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所说：“我非常难过地听到贝克去世的消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独创和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官方网站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同贝克家人同在，贝克是一位非常慷慨、鼓舞人心的社会学家，是全体社会学系的好朋友。”2015年2月19日，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为此还专门举办了贝克生前曾一直计划的讲座“世界城市的蜕变”，以此来悼念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
贝克是一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一生非常勤奋，著书颇多，先后发表了近200篇论文，出版各类著作达20多种，内容大多涉及社会风险、全球化、第二次现代化等重大理论议题，这些议题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其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一书在西方学术界乃至一般公众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此著甚至可以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相媲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始终是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其关于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等方面的理论著作主要有：《风险社会》(1986)、《解毒剂：有组织地不负责任》(1988)、《自反性现代化》(1994)、《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 1995)、《世界风险社会》(1998)、《全球化是什么？》(1999)、《风险社会及其超越》(2000)、《全球化时代的权利》(2005)、《世界主义视野》(2()06)、《处于风险中的世界》( 2009)、《德国化的欧洲》(2013)，等等。
风险是现代性膨胀的悖论和副产品
贝克提出，人类正在迈进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而这个“风险”却是现代性膨胀的悖论和副产品，其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风险本身是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以现代化进程为核心的现代性，犹如一柄双刃剑，使人类在对主宰自己命运的种种不确定性进行技术控制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风险的来源。因此，风险几乎是与现代化同时出现的，只不过现代工业社会用各种保险制度使得风险作为“残留风险”而被制度化和合法化了。而风险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利用自主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脚”。
其次，在控制风险过程中现代化又引发出了更多的难以控制的各种新风险。正如贝克自己所说：“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但是，人们对风险控制能力总是有限的，很多的决定都是在人为不确定性的状况下做出的，“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多的难以控制的新风险。对此，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实质上最终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再次，社会风险的总根源来自于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e)，是现代化发展到自反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式。现代性的自反性首先是指“工业现代化的自我应用、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风险和风险概念“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知识享有特权”，因而也从认识沦层面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根源。贝克指出，“当代的风险概念指知识和无知的某种特定的综合”。一方面，更多更完善的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另一方面，风险是由无知构成的。自反性现代化不仅是风险社会的实质，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基础和致思路向。从更深层来看，这正是启蒙理性的内在结构性悖论：启蒙理性一方面宣称“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又将自身神秘化，只把怀疑的对象指向自身之外的对象。其结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当人们由于风险意识的觉醒把怀疑的对象指向作为工具理性代表的科学知识时，这种怀疑又不得不借助于科学知识。
最后，风险也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一个产物。风险并非源于人类的无知和鲁莽，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判断、分析、比较和论证基础上的。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性逐渐被人们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人类知识的扩大、理性法则的不断完满化以及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人类减少危险和灾难。与此相反的是，知识、法制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威胁，使得人们陷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因此，贝克将风险视为“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可见，风险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现代理性膨胀的一种未预期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全球化和个体化加重了社会的风险性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不可控制性、不可逆性和全球性。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当前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力量，但是，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且其自身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民族国家阶段中，现代化与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现代化事实上成了全球的现代化。但是，当全球化发展到当代阶段（即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后，犹如现代化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由此，社会风险的规模和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原来局部的、区域性的风险越来越扩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的风险与危机，从而不仅造成人们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还导致各种风险进行累积和叠加，使得人们对风险的应对和控制变得愈来愈艰难了。就像贝克所说，在前现代社会里，风险大都是针对个人的风险，但“随着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
与此同时，贝克认为现代化到了自我对质(Self-confrontation)或自反性的阶段，个体化也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并由此也成为风险社会的一种动力机制。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指个体行为的框架以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松动，以致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家庭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同时个体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传统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贝克认为个体化并不意味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而是制度性动力推动的结果。各种力量的发展不再以家庭作为单位，而是从个体出发，迫使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并作出决定。现代社会将人撕裂为碎片，将个人从集体主义的阵营中推出并直接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成为了一个个在社会的海洋中自谋出路的主体。个体对家庭和集体的依附以及相应的家庭和集体对个体的庇护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个体的身份也不再由某个集体来界定，集体主义制度下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
因此，个体化是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叛。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越来越孤独和原子化，更少地在帮助他人方面审视自己。与之相反，个人所获得的帮助较多的来自于社会保障系统，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来源于其身处的特定场域和惯习。个人身份不再由某个集体来界定，而是源于能确定其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基本权利。此外，在个体化社会里，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日趋严重，对包含个体生活的各种亲密关系的生活空间进行“殖民分割”，从而导致“大众的崩溃”。所以，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不是要寻求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解构，相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社会政策保障。因为，在个体化社会中，不确定性更加明显。这使得“风险不仅仅在量上增加；性质上的新类型的个人风险出现，即选择和改变了个人认同的风险”。换言之，个体化社会不仅带来了风险在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带来了风险类型的增多。可以说，个体化社会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面对风险的主体，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
贝克及其风险社会的理论遗产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沦较早就被引进到了中国学术界，以至于2007年秋天，当贝克首次来到中国时，他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许多学者都在谈论他的风险社会理论。2007年9月，《文汇报》曾邀请贝克与部分上海学者座淡，笔者也有幸参加，并有机会与贝克面对面地进行学术交流。但这次座淡会的主题是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当然期间也谈到了他对“风险”的一些看法。其间，我问贝克：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讨论全球化和多元现代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关于‘现代性’的名词、概念非常多。我很想了解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贝克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现代化是—个非线性的过程，现代化过程破坏了它自身的前提。这发生在许多不同的侧面：一个方面是个体化；另一个方面就是风险。第一次现代化时风险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但是在第二次现代化中，风险不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而是全球化了。”对于2007年的这次中国之行，贝克回到德国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这种模式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推测要稳定得多”。
贝克通过对风险社会的理论分析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怀。这与他一贯的作风和思维习惯有关。作为社会学家，贝克强调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来改变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把握，他提出来的风险社会理论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现象进行描述，它实际上是借助现代性理论来改变风险问题的讨论方向，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立中来开拓有关现代性、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新维度，以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发展模式，从而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研究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就要摈弃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留恋于对现代性制度困境的批判和反思，而是企图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想象力再造来实实在在地提升现代社会预防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因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带有一种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他总是希望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把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凸显出来，并予以恰当的定位。贝克的理想就是要能够在制度失范的风险社会中建立起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即以制度创新来规避制度困境，使之既能增加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为此，在方法论上，贝克采用的是非个体主义的方法论。长期以来，技术和经济学的风险研究一直沿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这种方法论在分析问题时，大多数是从个人内部来寻找原因，而忽视了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作为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理论观点，贝克采用了非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从社会整体形态和社会性因素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风险问题，为人们开展风险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0世纪末以来，全球社会中关于风险的各种讨论和话题可谓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与贝克等一批学者积极开展针对“风险”的社会理论分析相关，也与各种社会风险在全球各地不断增加有关。2014年12月31日，就在贝克去世前的10多个小时，上海外滩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36人丧生，47人受伤，成为上海近30年来少有的社会风险事件。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其中，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里找到一些答案。其实，贝克在其理论中早就指出过：“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意识首先决定风险的存在。”的确，在我们的日常教育中，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首先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一般的非专业群体，不仅缺乏对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风险防范和处置的基本教育与培训，而且连起码的风险感知、预判能力都非常缺乏。上海]2·31踩踏事件再次警示我们，我们最缺乏的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风险意识教育。即使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一些安全教育，大多数也只是停留在肤浅的表层或空洞的说教之上，许多教育者只是在理论上讲解各种安全防范技能，缺乏实际的操作和相应的实践环节，尤其是群体性的安全演练和风险防范训练更是极为缺少，结果导致人们一旦遇到实际发生的灾害和风险时就变得不知所措了。对此，我们是否早就应该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找到一些答案或启示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