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梅芳 李玉妹
新左派思潮何以崛起？
新左派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萧功秦）。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便已出现，但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广泛的关注，其“新”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其“左”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和西化潮流的批判上。自新左派出现之时，便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作为武器，将矛头直指自由主义主张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并对其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市场”、“自由”等话语也已在中国确立了“政治正确性”的地位，然而，急剧的社会转型促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凸显。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改革初期理论上的欠缺与经验上的不足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加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受到冲击，逐渐成为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致使社会公平失衡，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也日益严重，而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的不断滋生，国有资产流失、失业率不断上升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出现，都促使自由主义的主张和诉求开始受到社会成员的质疑与批评，中国知识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新左派正是在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在社会分化和对立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和公平、强调中国弱势群体利益等具有浓厚底层关怀的主张，使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话语的传播范围与参与程度得到极大扩展，新左派愈加受到热切的关注与呼应，在获得新的社会心理认同感之时，其“政治正确性”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新左派思潮的基本主张
新左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汇集了来自人文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渚多领域的学者，其中以崔之元、甘阳、汪晖、王绍光、韩毓海、左大培、韩德强、陈学明等为主要代表人物，虽然新左派的学者各自从不同领域出发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整体上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观点：
首先，新左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作出了判断，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在发生质变并逐渐步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轨道。有学者认为”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资本主义逐渐泛滥”（李民骐），“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部分”（陈燕谷），“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汪晖）。因此，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痛斥的同时，新左派强烈要求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化，更有部分激进学者提出了否定改革开放、希望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的极左言论。此外，新左派学者还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陈学明），他们认为，当今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分酣不公情况泛滥，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度的市场化促使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在他们看来，要想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出现的社会公正问题，就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让底层民众广泛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在收入分配上以“公平优先”取代“效率优先”；此外还要强化国家的力量，增强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和保证公平分配的能力，并且在资源分配上倾向弱势群体，以此来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关于“文革”的问题上，新左派认为“文革”有其正面因素，应该从“文革”中汲取经验，并对否定“文革”的作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而“文革”的失败也并不等于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失败。此外，还有学者高度赞扬了“文革”中的“大民主”，主张用“大民主”来解决中国现有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
此外，新左派还对全球化持质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他们赞同并借用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认为全球化只是在名义上宣称促进开放、加强经济间的联系，实则是变相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其本质是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崔之元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在全球化的幌子之下，发达国家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汪晖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所谓全球化的历史，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叙事……掩盖了这种发展同时意味着对别的地区和人民的发展权利、甚至生存权利的剥夺。”新左派以相近的观点同样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杨斌更是把世贸组织比喻成“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
新左派思潮的得与失
透过新左派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新左派思潮发展至今在思想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在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的判断上，由于新左派借助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而理论移植所具有的有限陛和差异性，使之在对国内现有经济成分、就业结构等现实情况避而不谈的情况下，作出了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这种为了契合西方理论而忽视中国国情，进行“生搬硬套”、“裁截历史”和“置换现实”的错误作法，会使其判断和主张不可避免出现较大的偏差。
其次，新左派把中国面临的问题单纯归咎于市场，尤其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中国社会公正问题，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社会公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也体现在诸多不同的领域，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同时，不同领域的社会公正问题也是由民主、法治、社会保障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再次，新左派对于“文革”的“怀念”实质上是没有认清中国发展的现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对“大民主”的追捧更是忽视其本质的不科学行为，同样，新左派也忽视了广泛的民主需要一定的文化和道德基础这一基本条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调整、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冲突不断加剧，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此时新左派主张“文革”、“大民主”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来自底层民众和网络世界的呼应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最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审时度势作出积极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才会真正沦为“边缘”国家，严重束缚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利远远大于弊，这也说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
不能否认，新左派同样显示出了其合理的价值，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和冲突不断显现，新左派的出现正是应时代的需求，是“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应。此外，思想界的不断交锋与碰撞才能促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从而真正推动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新左派自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时就伴随着与自由主义的激烈交战。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新左派以经济平等为诉求，尖锐批判市场经济的不公，反思改革，关注社会平等与民主，要求分配公平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其主张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也对国家决策层起到了警示作用。而新左派对于全球化的相关观点虽显极端，但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它提醒投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支配者，不仅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始终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到世界各国。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