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稼民
当代中国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没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而是非常庞杂而混乱的各种思潮的胶着集合。
中国完全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即休谟、伯克以降，经历了几百年实践考验的相当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保守理论谱系，它保守的是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传统，反对大政府，警惕和防范多数人暴政，主张在现制度下的渐变和改良。
本文所谓的保守主义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狭义上的判断，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出现的那些质疑改革、否定市场经济、反对全球化、排斥普世价值、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或以儒教救中国等社会思潮。当代中国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没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而是非常庞杂而混乱的各种思潮的胶着集合。从这里，能找得到诸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新老左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浪漫主义）的思想影子，同时也能发现它与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哪些层面人群相对应以及对中国进程可能的影响。政治保守主义
政治保守主义，这股旋风胶着着国家（领袖）崇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潮，相当复杂。许纪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保守主义，它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但是一旦走向极端，特别是在缺乏宗教人文和启蒙价值制约、整个社会缺乏共识、人心普遍焦虑愤懑的当下中国，很可能催生出反人性、反人文的怪胎。
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启动以来，被坊间称为老左派的那波人，一直发出激烈的反对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2004年所有制改革是否必要的大争论后，老左派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与一些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垄断集团联手抨击国有体制改革，将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腐败、官商勾结、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不断，“郎旋风”一浪高过一浪，民粹主义也极度膨胀，其间有人利用“黑砖窑事件”公开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其次是新左派以西方左翼思想家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批判，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中国腐败日益猖獗、社会不公日趋加剧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资本大规模渗透的结果。他们根据西方“中心一边缘”理论，批判全球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骗局，只能导致受剥削受压迫，加剧全球贫富分化。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有积极的一面，如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真正的民主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2008年以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批判，转而盛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成功源于“拥有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的政党和国家体制。他们运用西方后现代学者对发达国家现代性的批判来反对启蒙理性精神、反对普世价值，提倡特殊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全面提升国家能力。国家主义倾向急剧抬头，这对于一个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国家是危险的。
最后，民族主义的兴盛。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民族主义成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利剑。从90年代初期提出要将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到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受捧，民族主义剑锋直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陷于极度情绪化境地。2009年《中国不高兴》、2010年《中国站起来》更是大批特批西方，并将五四以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包括陈独秀、蔡炎培、胡适、鲁迅等都称为民族的敌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只有中国才能拯救和领导。这种偏离理性的发泄，引发了西方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违背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则，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应该说，新老左派都看到了当下中国存在的尖锐而严重的问题，确实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民众的情绪和焦虑，而他们反对腐败、关注社会公正公平和政治参与，也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最初是基于中国意识形态危机和完全西化的担忧，有其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他们给出的药方，将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向哪里呢？这是值得人们正视和深思的。
经济保守主义
经济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延伸。1989年之后，关于市场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国有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保守主义抨击的焦点。
首先是对改革的质疑：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化的改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搞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必然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一下子活跃起来，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这些却被保守主义认为是构成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产生和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一连出现的4份万言书声讨非公经济，认为私营经济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其次是反对国有体制股份制改革，认为这是“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2004年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际侵吞国有资产被揭露以后，掀起了国企改革必须停止的“郎旋风”，抨击国有企业改革。紧接着又刮起了。“巩旋风”，严厉指责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认为该法案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并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迎合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最后是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反对全球化、反对资本权势、反对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是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工具和商品，是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变成残酷的竞争关系，是市场经济导致了严重的两级分化。
与政治保守主义一样，经济保守主义的产生也与当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关。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民和警民冲突频仍、两极分化加剧等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保守主义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基础，但它们不是从制度改革不彻底上考虑问题，反而希望回到过去，甚至与一种暴力的仇富的民粹主义合流在一起。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创造中国新的文化。此主张，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中国近现代史上，当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又对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之时，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传统”的重要价值；当一些自由主义鼓吹“科学、理性万能”、马克思主义宣称“理想高于一切”之时，文化保守主义则重视“人”的历史位置和对“心性”（道德）的执着。这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然而，近20年来，掀起了大陆新儒学思潮，将近现代中国儒学和当代海外新儒学猛烈贬斥一通，指责他们，一是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出发，还是将儒学归为心性之学；二是在支持自由民主法治基础上致力于改造儒学本身。大陆新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强调儒教应该而且必须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认为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问题。如何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呢？大陆新儒学宣称中国政治秩序只有依顺儒家文化统治才是合法，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这种新儒学排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认为这完全是西方的价值，提倡将道德责任放在个人行为的首位，以“礼”的“中和精神”体现“等差之爱”。这显然还是一种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
另外，还有人提出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让儒教成为国教。当然，大陆新儒学也不是都否定基于权利概念的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的，有人把儒学强调民意、敬德保民，看作有宪政主义思想，提倡公民儒教。也有人将周天子与群臣的封建关系看作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契约关系，认为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而秦制则是专制的传统，儒学坚守了周制这个传统，从而提出在儒教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并认为必须回到儒学，否则中国就没有自我。儒学的所谓君臣契约说、宪政说受到不少学者批评，认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一厢情愿的。
总体来说，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或保守的是两千多年来并没有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传统文化（儒学）。这种保守主义常常以激进革命的方式展现出来，与社会上一些情绪、一些意见遥相呼应，具有相当的煽动性和一定的民意基础；甚至有的貌似为国为民献计谋策、积极支持党和国家政策，实质上却在将中国推向远离世界文明的大道。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