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晏卓薛力
4月15日，亚投行的“朋友圈”最终确定为57国，相比1966年亚开行成立之初的31个成员体，亚投行的开局气势相当不错。有关亚投行的新闻充斥于各大媒体只是最近的事情，但该行的设想和筹备工作2013年已经逐步展开。从2014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与一些国家举行亚投行筹建第一次多边磋商会议，至今，已与意向国家联合举行了三次谈判代表会。有外媒报道称，中方谈判代表为争取部分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特意作出中国无否决权的表态。当然，中方对此作了辟谣。
亚投行的待遇：捧杀与棒杀
亚投行引发的热议，如同以往中国政府颁布的其他外事举措一样，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不外乎“捧杀”与“棒杀’’两个论调。“捧杀”者往往把中美放置于对立和实力相等的位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论断代表了这一类观点，他表示，亚投行成立之时，就是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者”地位之刻，“自从布雷顿森林以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与这次中国综合运用各种努力、筹建一家重大的新机构（亚投行）相比，而美国的这次失败也是空前的，美国未能说服其传统的几十个盟友别加入这家机构”。更有部分媒体，把欧洲国家申请加入的行为渲染成“争先恐后”的态势，隐约把共同开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合作平台，映射成“万邦来朝”的氛围。这些论调，无非是把中国置于美国霸权挑战者的位置，把亚投行的建立看作是中国政府对于美日主导的亚开行、IMF和世行的不满，并准备另起炉灶。表面上看来，似乎道尽了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实际上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国家实力，而渲染对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反而削弱了中国在筹建亚投行过程中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 “棒杀”者通常是“中国崩溃论”的变调。早期“中国崩溃论”喜欢聚焦的一个指标是中国的“呆账率”，认为中国的“呆账率”、 “贫富差距”和CPI指数统统高居不下，这将导致信用崩溃，进而使中国经济垮台。而亚投行的建立，不过是对国内经济困境的饮鸩止渴，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当前对美国为首的全球产业链过分依赖，从“中国市场”扩大成为“亚洲市场”的噱头，依靠市场诱惑力，转移过剩产能，吸引资金流，延缓经济崩溃。这一论调，忽略了欧美国家对于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合作平台的信心。而对于依赖亚洲市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论点也与实际情况脱节，考虑到部分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一定的风险，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经济政治保障，这一举措不仅不会缓解国内压力，反而增加经济风险。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偏颇之处，那么中国政府倡导成立亚投行的初衷是什么？在未来如何更好地规划亚投行的运作，使之不但服务于中国的对外战略，同时也服务于亚洲的繁荣与发展呢？亚投行背后的“亚洲梦”
2014年末，国家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向外界传递了两个信息。
第一，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服务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中国不大可能在周边充满贫困、不稳定国家的情况下，实现民族复兴。即使实现，也难以稳固。因此，有必要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产能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带动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一个稳定、繁荣的亚洲是实现亚洲梦，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的基础。申请加入创始成员国的欧洲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亚投行参与亚洲市场，扩大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同时争取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一句话，分享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果实。因此，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单方面对抗现有金融格局的另外选择和另起炉灶，而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国际需求的综合考量和共赢选择，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周边自学影响力，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国认同感。因此，在三部委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
第二，亚投行成立的初衷，并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惯例，相反是采取积极包容的态度与现有的亚洲地区多边发展银行合作，遵循和借鉴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临时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尽管亚投行在业务上与亚开行有所重叠，但从亚洲基础没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量来看，两个银行并不能构成竞争。而世行主要以减贫为目标，与亚投行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亚投行将试图克服世行效率低下、决策程序冗长、项目审核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过于苛刻等问题，但这远没有达到改变现行金融秩序和格局的程度。同时，随着英法德意等资本的加入，以及他们带来的成熟的市场规则，中方更不可能打乱和颠覆现有的经济秩序。我们距离“亚洲梦”还有多远？
诚然，亚投行的开局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仍然十分稳固。美国综合国力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加之其在亚洲国家中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依然将继续领导亚洲的经济模式。在亚投行事务上的受挫，将促使美国加快TPP谈判进程。TPP将为亚洲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们提供一个自由市场模式的选择，以期制衡以亚投行为依托的中国模式。亚投行只是一个成功的开端，而中美在亚洲的角力，是地缘政治构想和国家意志的长期较量。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在沿线多个支点国家同时开展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一方面，由于沿线国家政治的不确定性，中国单方面需承受巨大的风险压力。3月上旬，斯里兰卡政府决定暂停中国投资14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城项目，已经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敲响了警钟。不仅斯里兰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誉普遍不高，在标准普尔、惠誉等对各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中，大多数国家都在B级以下，伊朗甚至未能进入评级。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利益能否有效结合，如何通过亚投行规避政治风险，是该行能否顺利展开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能否通过亚投行与其他国家合作来降低风险和损失，也是对中国是否能够在诸多G20国家加入而导致规则制定权激烈竞争中有效维护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检验。随着越来越多美国盟友的加入，亚投行的运行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比如否决权之争、规则制定权之争，或因过多参与者造成的效率低下等等。，中国作为新手，如何将亚投行与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结合好，决定着亚投行未来能否承担“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重任。
同时，从以往中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中国政府对于对外援助和海外投资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通常对受惠国提供带有援助性质的成套基础设施项目。一方面，这样的方式投资回报率很低，而且往往由于受惠国的政治不稳定，容易造成亏损，只能部分舍弃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当受援国无法偿还相应债务，以资源、能源等国家支柱产业抵债的时候，西方国家又通常指责中国“新殖民主义”或者“为获取资源不惜牺牲人权”等等。因此，对于推进亚洲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慎，很可能会造成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的双输。
简言之，与传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国际机构主导者，仍然是一个初学者。目前在良好的开局下，亚投行下一步怎么走，包括各项规则、章程、机制的制定以及与各方利益的协调等问题如何顺利解决，这些都是亚投行成功运转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的压力，亚投行众多成员国家的制衡和权力稀释，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不稳定对项目实施的影响等。
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主动构建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国际机构的尝试。亚投行的初步成功，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同时，中国政府对于多边机制的接受和包容，也说明中国在慢慢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国际制度的建构能力。亚投行的成功运转将为亚洲周边国家分享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和成果创造规范化平台。同时，亚投行还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并且促进亚洲其他后发国家利用中国这个大经济体快速发展。这些意味着亚投行将成为沟通“中国梦”与“亚洲梦”的一个桥梁。
（徐晏卓单位：英国杜伦大学；薛力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