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陆军荣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时间里，上海科技创新的举措步伐仍能适应重化‘工产业技术赶超的阶段性特征，上海科技实力仍能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然而面对21世纪的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成长，上海一再错失发展机遇。上海现有的科技创新体系与机制，已经不适应“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反观过去10年互联网经济创新创业热潮，上海已落后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上海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创新驱动力不足，上海“创新困境”既有长期未解决的老问题，也有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既有全国的共性问题，也有上海的个性问题。上海科技创新存在的三大瓶颈
首先是对“创新”的理解理念有偏差。过去30年，上海要么将“创新”等同于“发明”，要么将“创新”等同于“产业”。科学发明与创新应用是两回事，现在上海科技创新的问题就是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张皮”，没有形成创新不等同于发明、创新就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共识，也没有真正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在这种格局下，30年来上海科技创新主要是靠科委抓，科委工作重在解决研发方向与投入问题，而在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方面力所不及；相关委办和区县也抓高科技产业，但多数是只见产值，不见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化，我们在源头上出了偏差。
其次是科技创新主体错配。每次市里落实创新发展战略，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考核、任命、任期制度，决定其对创新缺少持续动力，占上海经济半壁江山的国有经济很难发挥创新主力军作用。然后是指望用跨国公司及其研发总部的数量来推动科技创新，而30年来的实践证明，外企进行的主要是基于中国市场产品营销的外围创新，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不会触及核心技术环节。因此总书记一再强调核心技术还是要靠自主创新。民营企业理应是最主要、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上海民营企业数量不少，但多数集中于商贸、地产等第三产业，科技创新优势不明显，没能成为引领上海创新潮流的主体。在科技创新方面，过去30年上海一直存在国企大而不强、外企强而不为、民企长而不大的现象。
再次是商务成本的高企。上海商务成本高企对创新存在两方面的制约：一是众多中小企业面对过高的土地、人工成本，要么从事赚快钱的产业，要么去异地发展；二是众多科技创新项目“开花多，结果少”。上海孵化的创新项目，一旦进入产业化阶段，基于成本考虑就会选择到周边地区落地生产。为此，商务成本问题不解决，即便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具有创新意愿，也难以落地发展。高企的商务成本成为创新创业的一大致命伤。比如上海中心城区房价已经接近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郊区房价也上升很快，明显超过周边城市。如果考虑到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以及我们对土地财政、房地产市场的路径依赖短期内又难以改变，商务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同时，上海薪酬成本上升很快，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而且也因人民币升值，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越来越接近。在一个全球竞争性的科技创新氛围中，一方面我们的创新创业环境总体不尽理想，同时雾霾、食品安全等因素也会影响上海引才聚才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生活便利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的房价、薪酬却已提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外，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与欧美国家大城市有很大区别，上海城市还包含郊区，如果上海郊区复制中心城区模式，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也会抬高产业进入成本。
回顾这30年来的发展，上海科技创新建设要有突破，取决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破题。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要有新步伐
一是正确处理好“市场决定”与“政府引导”的关系。“市场决定”就是培育营商环境，发挥广大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积极性，在上海形成万众创新创业的新局面，要相信上海未来的企业家群体将主要来自中小企业。市场决定的创新是一种非定向、不确定的创新，无需政府确定产业导向，关键是打造好一视同仁的创新营商环境。“政府引导”是要有效发挥政府的创新引导作用。一方面是落实国家重大工程与项目的战略布局，并与上海区域创新形成互动，研发、掌握、产业化一批核心技术与项目。另—方面是根据上海城市特点，提出引导一批重点产业的创新方向，譬如“三经济、一制造”：符合未来信息技术应用革命方向的“平台经济”，符合未来居民需求并体现上海比较优势的“健康经济”，符合城市治理及环保水平升级需要的“绿色经济”，符合未来产业智能化方向的“智能制造业”，并推动工业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发展。
二是必须突破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束缚。体制机制突破有赖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自我革命”。(1)整合各委办的科技创新管理职能与科技投入渠道；对不同部门的科技创新管理职能予以重新定位与设计，进行归并、优化与流程再设计。(2)重新评估政府科技创新投入的规模、领域与方式；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建立市级科技创新投入决策和协调机制；资金安排从按部门分配向建立全市统一项目库和政府相关部门联合会审转变；投入方式由原来的经费拨付，向重点资助基础性科研项目研究和产业化过程转变。(3)政府创新投入逐步从“项目导向”转向“功能导向”，并引入社会化、市场化经营管理。上海科技管理职能可以率先进行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探索，改革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式（推广“拨改投”、基金制）、成果认定方式与收入分配方式。(4)构建灵活的科研管理机制。科技创新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必须构建高效灵活的研发管理机制，促进人才自由流动，且面向国际同行进行开放式创新研究。例如，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的大多数技术和专业人员都是合同制人员，协会为新职员提供3—5年的定期合同，期满后有一部分可获续签不定期合同，大约有1/3不能续签，以便各研究所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规模。科研单位的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必须改革，充分保障基础研究，充分放开应用研究。
三是有针对性降低创新创业综合成本。整体降低商务成本不现实，也不符合发展规律，建议通过特殊区域与功能政策安排，克服成本劣势。(1)在城市功能区中嵌入满足中小企业创新需要的公共创新服务区，降低大都市高成本对创新的抑制，同时实现创新形式多元化。(2)运用非经济杠杆相对降低综合成本，包括进一步放开人才入沪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空间布局，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与生活环境，使得相对高的成本，能对应更好的服务条件。(3)优化创新空间布局，打造科技创新战略特区，从点上实现突破，直接降低商务成本，通过政策特区与创新便利，形成创新成本洼地。譬如结合上海创新资源与产业空间布局，上海可以围绕三个创新热点区，打造三条创新轴线，形成三个创新扇面。第一条是以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依托，以浦东16号沿线各镇为节点，直到临港新城，依托轨道交通，通过新型城镇化走廊，形成创新轴线，并选择创新试点城镇，综合降低商务成本，形成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新空间。第二条是以杨浦知识创新城区为核心，向宝山、崇明辐射。一方面沿江湾创新走廊与宝钢“腾笼换鸟”形成互动，另一方面过隧道与长兴岛、崇明形成互动。第三条是以“紫竹一漕河泾”沿线园区为核心，与新桥及松江出口加工区产业调整互动，形成创新轴线；并与嘉定创新经济集群相呼应，共同构成面向长三角的创新扇面。
四是重视企业家的创新核心功能，将集聚培育企业家摆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科创中心建设不能围绕指标转，而是要围绕企业家转，吸引到了企业家，就是吸引到推动创新的资本、人才、技术。上海应针对不同来源的企业家采取不同措施。(1)充分释放利用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加大股权激励力度，同时采取“负面清单”政策，对于企业利润连续3年增长10 010以上，或成功推动创新项目产业化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不适用现有一刀切的退休年龄硬性规定。(2)上海要成为国内外企业家再创业、再成长的平台，以更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二三线城市企业家来沪实现二次创业，以迈向国际化与高端化。(3)搭建平台，充分利用外企高管丰富的国际化行业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土创新创业。(4)上海应成为新生代企业家摇篮，其中关键是要全方位放开人才政策。
五是充分挖掘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潜力。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三类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所长与所短，如果三者在科技创新战略中能够结合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或可将上海以往一直存在的创新主体错配劣势转化为创新主体多元的优势。(1)对于国企，重在通过混合经济改革，落实国家重大工程与项目，成为创新驱动的动力源，并通过产业链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民营主体、民营资本参与创新发展。其中，尤其要考虑如何让中小企业参与到重大工程与重大项目中，而不是成为各自为政的封闭创新体系。(2)对于外资企业，重在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总部落地上海，扩大其在地化研发与应用规模，与本土企业形成互动，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其溢出效应。(3)要想方设法真正让民营经济成为上海创新的主力军。给予民营企业政府补贴的政策支持，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平台建设、技术共享等方式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机会。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研究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