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中民
中国缺乏从全球战略格局、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国际责任的高度对中东进行认知，也就是说很少从大国外交的高度来认识中东，因此，如何对中东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已成为对中东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构成了主席讲话的核心，他从制度属性、外交传统、外交理念、外交政策等方面强调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六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合作共赢，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只有把“六个坚持”贯彻到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等具体领域，才能实现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动荡的地区，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机遇和挑战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在中东外交中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须紧密结合中东地区的实际，落实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讲话精神，形成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符合中东实际情况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外交机制。
如何落实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在中东地区推进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特色。，
第一，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中东地区是殖民主义历史遗产最为深重的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大国频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民主输出的重点区域，是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地区，是探索发展道路的转型进程异常艰难的地区，而当前又是中东地区国家内部矛盾、国家间矛盾、大国博弈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因此，中国必须高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旗帜，把中东地区作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舞台，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要敢于表达在中东问题上的道义立场，在做地区国家工作时要强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中东问题形成的根源，有关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要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价值理念，进而赢得中东地区的民意基础。因此，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大业和巴以和平进程应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道义制高点，这是中国赢得阿拉伯世界信任的战略基础所在。
第二，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劝谈促和，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敢于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平台”。不干涉内政原则依然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但中国要加大对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力度，发挥劝谈、促和的建设性作用，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既要敢于向当事方提出符合国际道义的更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又要继续遵循决不强加于人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当前，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日益成为包括地区国家和多数西方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大政策宣示力度，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敢于就某些热点问题的解决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平台”。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东地区构成了中国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实验田。
第三，积极倡导综合治理，为解决中东新老热点问题、推动阿拉伯国家解决发展转型问题提供标本兼治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在中东热点问题上，既要重视新生的热点问题，又不能忽视巴以争端等原有的地区热点问题，尤其要关注新老热点问题的联动效应，倡导综合治理的理念；在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兼顾现实，力求使争端得到公平合理解决；在倡导多边主义方面，既要重视联合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又要重视阿盟和非盟等地区性组织的意见；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中，既要坚决反对新干涉主义，又要与它们保持沟通和协调，以凝聚共识，为和平解决争端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推动经济援助方面，既要着眼当前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要立足长远，开展经济合作，同时更要支持地区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为实现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第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政治领域，中国应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经济领域，要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构建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双方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等领域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在人文领域，倡导文明宽容，推进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文化、艺术、旅游、青年、教育、新闻、智库等多领域的民间交往，夯实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加强中东外交顶层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从周边外交的范畴认识中东的区域重要性。如何通过解放思想，增强对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是关系中国中东外交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东地区已从我国周边战略延伸地区调整为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地区战略定位的不断提升。但是，落实到具体认识上，中国仍习惯于从政治上的战略依托、安全上防范“三股势力”的屏障、经济上的能源保障和经贸利益来认识中东的战略地位，或者从中东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作用来认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缺乏从全球战略格局、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国际责任的高度对中东进行认知，也就是说很少从大国外交的高度来认识中东，因此，如何对中东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已成为对中东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从中东地区与中国周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地区密切相连的安全态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一体化的现实需要来看，中东地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的周边地区，或者可以称“间接的周边地区”。我国境内极端分子从西南地区出境转到东南亚，再赴中东参加极端组织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东成为中国周边地区的具体体现。
其次，摆脱“总体超脱”的思维惯性，加大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履行中国在中东的大国责任。中国的中东外交在总体上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支持中东国家反帝反殖斗争、80～90年代的总体超脱。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尤其是能源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中东的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对中东事务的建设性介入有所增强，如2002年以来中东特使的设立，但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中国始终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争端和冲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中国中东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对美外交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总体超脱”的习惯思维的具体体现。而更为流行的看法是，中东是危险和麻烦丛生之地，是埋葬帝国霸权的坟墓，中国应谨慎介入。但是，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形势的剧变，尤其是利比亚撤侨、叙利亚危机否决权的行使、处理与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伊核谈判的参与、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内外勾连的迫切性增强，都使中国已经很难在中东置身事外。中国国力上升、外交战略主动性增强等自身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上升等因素，都要求中国成为对中东安全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同时更好地确保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等重大国家利益。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在中东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影响力呈依次递减的态势。因此，中国应加大资源投入，探索适当的合作形式，开拓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和军事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最后，中国应加强中东外交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敢于就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机制”和“中国平台”。例如，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巴以争端，已扩大到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核问题等，虽已初步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特使工作机制，但仍存在人力和资源有限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特使层级，并增加相应的资源配置。又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长期处于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四方机制之外，加之目前四方机制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可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新机制，增强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的发言权。比如，在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矛盾激化、阿拉伯大国埃及外交独立性增强、以色列与美国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联合俄罗斯、埃及等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巴以和平对话机制，就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