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占彪
1945年八九月，世界上最后一个顽凶法西斯国家日本“无条件地”屈膝投降，三岛蜷伏，海晏河清。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呢？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今天中日关系所面临种种困境之缘由所在。
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
在1945年9月2日密苏里舰受降现场，中国签字代表徐永昌将军对现场的记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的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她的良心告诉她有错误，她就应当勇敢的承认过错而忏悔。”问题是，或许她的良心告诉她有错误，但她就是怯于面对和承认。于是，世人看到的情形是“这个国家从不悔悟，从不道歉”。(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李光耀称： “我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承认过去，坦然道歉，以从此迈步向前。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要道歉。道歉等于承认犯错，而公开表示忏悔更暴露了他们今日的主观感受。南京大屠杀，朝鲜、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妇女被拐骗或被强迫到前线充当日军的‘慰安妇’，对活生生的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试验，他们都矢口否认，直到一件件史实在日本的档案中被发现，他们才迫不得已承认。这种态度，又怎能不叫人对他们未来的意向生疑呢？”
1945年受降仪式的次第举行成为日本完败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太平，大家安心睡觉。日本表面上彻底失败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反省。战争已经过去70余年，我们不能说所有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承认过错真诚忏悔，但自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始，日本社会从天皇到军人、平民都有一种从不认错、死不悔改的心理普遍存在。
我们细看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接受投降的诏书，即所谓的“终战昭书”。敌人如此“残虐”，臣民如此“无辜”（“加之敌新使用残虐之爆弹，频杀伤无幸之老幼妇女子，惨害之所及者，淘至不可计”），无奈生怨限，巧言掩羞惭（“然朕于运之所趋，忍人之不能忍”， “欲为万世开太平”），天皇丝毫不提日本侵略者“频杀伤无幸之老幼妇女子”的武功，也不反省日本何以落到此番境地。
很多人都读出了这份“诏书”的“文意”。1945年8月16日《中央日报》社论称：“我们如果细读这几天日本国内的宣传，以及日皇及其政府的布告，其中充满着怨恨的情绪，蕴蓄着报仇的心理。”1945年9月6日《大公报》社论亦称：“看日本投降的表示，由日皇昭书到大臣演说，一律不见‘投降’的字样，这决不是东方人爱‘面子’的表现，是其内心的深处充溢着不悔祸不服输的意念。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我们再看那个代表日本和日军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表现。当听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冈村宁次坚决反对，他在电报中说： “几百万之陆军兵力未行决战即告投降，如此耻辱，在世界战史上尚无其例。”政府已经决定投降，军阀仍然大叫“决战”，他们“不甘心”。
后来，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仍说：“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 不得已投降的。”这更是笑话。大厦将倾，独木能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既然军队未败，国家何以竟败，日军并没战败的思想，在此人头脑里实在是根深蒂固。几乎就在冈村宁次发电反对投降的同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要求其陆军继续作战， “击灭群敌”。
冈村宁次不光要接受投降的现实，而且要执行投降的程序，也就是说，他还要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代表日本亲自签降，因此冈村“大将”故作姿态、装腔作势自然是少不了的。且看他的表演，有记者这样观察：“这是一个可怕的镜头，在冈村宁次签降书，也包括他入场后的全部时间!——二十分钟，一个订城下盟败北的降将，他竟是这般从容。小林替他磨墨，他镇静地翻阅降书，不慌不忙地签字，又慢条斯理地从右口袋掏出水晶图章来在所签的名字下盖个印鉴，那种从容态度，集中了所有在场者的注意，也更警惕了所有在场者——这家伙骨子里挺硬哩！”（宋小岚：《中国战区南京受降记》）
而那个此前曾前往芷江乞降的今井武夫的表现呢？细心的人注意到：“今井在整个谈话中，始终避用‘投降’一语，当提到日本代表赴马尼拉清降的时候，他也用‘作军事上的接洽’一语支吾过去了！”（方国希：《日本降使在芷江》）不止一人注意到这一点，在现场的记者说，此人“很仔细地用‘停战’代替‘投降’，从头到尾他一直没有说过‘投降’这个字眼”，“这是他们有计划的奸诈，从这当中也许可能看出来许多的问题”。（方国希：《日本降使在芷江》）
日本少女：要把太阳旗再一次插到东北大地
如果说这些侵略战争的谋划者、参与者不甘失败，不愿悔悟的话，那些深受军阀之害的日本平民百姓该有所悔悟吧。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是不能端正态度，满脑子都是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
我们且看两个中日女孩的故事。
冈村宁次曾记录了一个南京“亲日女孩”的一件小事。“战争结束之初，日本兵一度被用于杂役，有一个看到日本兵在清扫某一电影院前场地的中国女孩，立即向看完电影而要离去的观众称：“尽管我们战胜日本，但是看到日本兵这样从事杂役，还是觉得怪可怜的！’当场募款购得香烟及其他物品赠给日本兵。” （冈村宁次：《徒手官兵》）这的确是“一件小事”，在笔者看来，这件小事却有大的意义在，要知道，中国女孩所面对的这些士兵，正是在南京刀劈火烧、奸淫活埋我国30万同胞，写下了人类历史黑暗之一页的日本“兽兵”，只是当时，他们的毒牙被拔，无法作恶而已。这个女孩恐怕并非“亲日”，她怎么会“亲近”一个曾经奴役虐杀、残暴统治自己同胞的侵略者？她的菩萨心肠正是源于“不忍”，中国人的善良仁厚在此无名小女孩的自发的、不起眼的举动中体现无遗！那个前来奉旨杀人的侵华日军的大头目，想来亦为中国女孩的善行所震撼！
笔者在此并不是专要赞美中国人的善良淳厚的禀性，而是要和下面日本女孩作个对照和比较。日本战败投降后，1946年8月21日，长春《新生报》载了一首日本少女的新诗： “战败的国民，战败的国民心情啊！今日日本人民，在深深苦咽着酸辛！虽然，一向称为“日之本”的人们，今天却当了战败的国民……可是有什么灰心的么？挣扎再挣扎，坚忍再坚忍，像朝阳似地重建起日本。Ⅱ阿！这样的身姿，这样沉默的身姿，凭什么颜面报答死去的英灵呢？我们断不能屏息，再燃起红色的“日之本”的国旗吧，插在这块大地上……”
在这诗中，“正充满着坚忍不屈的斗志，他们心底，其欲逐逐，依然要把‘太阳旗插到大陆来呢’！”（王平编著：《抗战八年》）可是，同样是女孩，战胜国女孩对战败国战俘以同情和怜悯，而战败国女孩仍梦想着将侵略的旗帜再一次插到东北大地。
至于那些被谴返的在东北的日本人，他们回国时向邻人说：“朋友，卅年后再见！”京沪各地日本人，也有希望20年后重来的，这都表达了日本人自信可以重霸东亚大陆的决心。1947年，当记者问那些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对于日本惨败和回国的感想，他们：“打仗是国家的事，日本老百姓只知顺从，希望交通方便时再回中国。”（《抚顺日人未忘东北，遣送回国热望再来》，《大公报》1947年7月9日）日本东京某药店邮寄给沈阳一药店的明信片上，也明目张胆地写着“满洲国沈阳市”的字样。甚至于，有日本人将中国收复东北视为中国“并吞满蒙”。直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仍在电影里重温着东北旧梦。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的后藤基夫等人时就说：“在日本的言论界不能说没有带着旧思想和军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制作了许多军国主义的影片。你们看过‘啊！满洲’这本特刊吗？他们制造对中国的东北怀旧的思想。”（《谈联合国和中日关系》，香港《周恩来纪念集》）
日本对“建国”14年的东北尚且如此，对殖民统治了51年之久的台湾的非份之想更不用说。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日本驻台参谋部少佐中官悟郎和牧泽义夫两人就唆弄前台湾总督府评议员辜振甫等人策划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他们于22日探询安藤“总督”的意见，安藤未表同意，此事即告取消。
日本人有很多优点，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例如，他们“路不拾遗”，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遗失了东西，基本上都能找回，笔者曾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实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优秀美德的民族，何以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表现得如此贪婪，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在战败之际仍然如此不加掩饰，不知羞耻。他们“从不为别人添麻烦”，可是，他们何以对几十年如一日地“东侵西略”、“南下北进”，杀人放火、巧取豪夺，“专为别人添麻烦”（战后，他们正是经常用“添麻烦”这个词，对曾经侵略过的很多国家轻描淡写地指代他们的屠杀和奴役，破坏和掠夺）。
谁应为这场战争负责？日本投降之际，日本《朝日新闻》总务部矢野副主任是这样回答《大公报》中国记者的： “一切国家都要负责任，而且负责任的程度也是相同的，我看不透什么日本就应当比别的国家多负责任。不错，现在整个的世界都说日本不对，这乃是意料中的事：战败国总是错的，而战胜国总是对的。假如日本已经打胜了，那么日本就总是有理的。如果说我们真有错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
他的逻辑是日本不是没错，其错在于“输”，因为输了，所以错了。我们信奉的是“公理战胜”（“因错而输”），而他们检讨的是“武力不敌”（“因输而错”），这就是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日本内阁对日本八十八届临时议会所提出的报告，竟以战败全责归于海空军损失的重大与原子破坏力的强烈，绝未提及其历来以侵略为国策的战略的错误。”气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正告日人：“日本的败，是败于侵略国策犯了众怒，不是败于武力的不如人，中国的胜，是由于兵哀人怒和得道多助，不是由于武力之强。”（《历史上重要的一日》，《中央日报》1945年9月10日）其实很多普通日本人抱有与矢野一样的看法。
在日本的报纸上还能看到这些“奇葩”观点，中日两国爆发战争原因是“由于彼此缺乏了解”，“日本人民一般的意见还是以为中日战争的原因是误解，而不以为是日本侵略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日本军阀杀死几百万中国人民。毁坏一百座城市而向中国致歉”。当记者问一个日本陆军军官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错了吗？他则答说“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黎秀石：《日人毫无悔祸之意，竞说中日战争由于误解》，《大公报》1945年9月12日）当记者问日本同行，东条英机是不是一个战争罪犯，日本记者答称“不”， “他是一个不幸的英雄”，他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没错，错就错在“他没有准备好”。（黎秀石：《东京点滴》，《大公报》1945年9月12日）代表日本在广州签降的田中义一则对记者说： “什么该是战争罪犯，很难下明确的界限”，中国多年来的“反日教育，也该负一分责任”。（陈凡：《日本人，日本人看日本》，《大公报》1945年11月30日）从这些言行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敢做不敢当”的怯懦，故意模糊、混淆事实的无赖，以及冥顽不化、死不悔悟的顽固。
任侠尚义是日本武士道精神，但这个以武士道为自豪的国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颠倒黑白，背理败行。正如张伯苓先生一句名言所说的：“日本人处处皆可爱，只是欺负中国最可恨。”（王芸生：《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
蒋介石说，我们“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故”。对于日本人民，中国人向来将“好人坏人”“一分为二”，这自然是对的。他们中不能说就没有反战的、对日本侵略抱有不同意见的日本人存在，但是从上述日本普通人民的言行来看，这种军阀／人民二分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且强加于人的。
美哥伦比亚大学斐弗尔教授告诉大家，所谓日本人民亦爱好和平，其侵略行为仅为军阀跋扈所致这样的见解是大谬不然的，从没有证据显示日本人民与军阀是对立的，相反他们向来沆瀣一气，同穿一条侵略的裤子的。他说：“在事实上，军事统治是日本社会上传统的特色，他们军人的作风也就是日本立国精神的真相。若说日本人民反对军人专政，却是确与事实相反的。为了认识战时和战后应付日本的对策起见，这一点是必须要明嘹的。现今和过去，我们均从未有任何事实，足以证明日本军人的行为，是为大多数人民，甚至为知识分子所反对。日本军人和人民对于所采取的方法，也许是有意见上的分歧，可是对于目标，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侵略中国，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不能说是日本军阀的野心，实是日本全国人民的野心”， “日本举国上下，所以时时刻刻在侵略他国这个念头上痛下功夫着”。（李毓田：《战后处罢日本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对外扩张侵略，在日本实则是军民团结如一体。
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可以佐证这一事实。1945年8月28日，《大公报》记者随着美舰进入日本东京湾，舰上的日本领航员说：“这场大战从日本方面而论，果然是由军阀领导发动，但是人民大体上也一心一意拥护战争，没有反对。因此战争的责任不能单由军阀负担，日本人民也不能辞其咎。”（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一）》，《大公报》1945年10月2日）何以致此呢？“日本统治阶级是以侵略起家的，日本的人民被六七十年侵略的成功陶醉了，因此许多人和统治阶级一般认为侵略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统治阶级和许多人民都不肯承认他们近年来的历史页页都错。”（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二）》，《大公报》 1945年10月3日）日本犯下滔天之罪行，岂能只由少数军阀负责？
美国上将：“我们大概对待日本人太和善了”
1945年9月4日，日本临时会议开幕式，“这是日本签字投降后第一次议会集会”， “全体议员一致通过的第一件决议案是向阵亡将士致敬！”（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一）》，《大公报》1945年10月2日）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首相、阁僚，冒天下之大不韪，参拜了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哀悼为国捐躯的人们”。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2015年日本再改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称我国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2015年日本媒体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6%的日本人认为二战中日本发动的战争系自卫战争。曾经担任过东京都知事、次世代党最高顾问的石原慎太郎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支那打仗并打败支那”。日本政府和社会右倾化愈来愈严重，也愈来愈危险。
1945年，我们对日本人说： “日本人民果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前途决非黑暗。”（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三）》，《大公报》1945年1O月4日）2015年，中国外长王毅对日本人说：“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考之历史可知，日本政坛和社会右转的表现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而是自日本投降的那一刻始，一以贯之。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舰上受降现场，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海尔赛上将握着中国《大公报》记者的手感慨地说：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我觉得盟国也许做错了一件事。”当中国记者问什么事，他说：“我们大概对待日本人太和善了，因为我仍然让他们活着。”记者说：“中国人民与美国人一样也是心肠很软的。”（《东京湾内英舰祝胜，四盟国旗帜并列飘扬》，《大公报》1945年9月4日）就连美国人都觉得处置日本的战后政策过于宽大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今天日本仍未能正确认识历史，与盟国和蒋介石当年的“以德报怨”的“错误”政策有关。拿破仑说： “战胜者惟有戒慎恐惧，始可以保持胜利。对被征服者太严，徒增加其怨恨。对被征服者太宽，又引起其幻想，这种幻想可使其尝试作种种不能成功的行动。”虽然我们深知这层道理，但显然我们的对日政策失之过宽。
如何才能使这个“以怨报德”，对野蛮罪恶的侵略历史从不悔悟，从不道歉的国家和民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蒋介石希望日本能“自拔于错误”。也就是说，“希望今后的日本人，能够自怨自艾，自省自策，恢复人类的理智，觉悟自己这一次之不得不出于无条件投降的一途，实咎由自取……中国但希望日本经这次战争失败之后，能够一改其侵略邻国奴役他民族的作风，不再轻启战衅而已。”（《永不宜忘的一日——旧的血债，新的警惕》，《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可是，将肃清军国主义流毒的希望寄托日本的自省自策，成效如何，我们有目共睹。
战争末期，有美国人类学家胡敦提出这样的主张： “战后处置日本之方法，应委任中国人在日本管理残余于本土的日本人民之任务，将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民一部分移殖于日本，并禁止纯日本人间结婚。”希望通过日本人与中国或亚洲他族人的通婚来改变日本民族“残暴险诈，不讲信义”的禀性，这是人类学家的方案。可是，“此种方法固极彻底”，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自省可行但无效，通婚有效而不可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1945年8月16日《中央日报》上的这段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完全适用：“我们对于日本，固不欲采报复的手段，但也不愿国人失去痛定思痛的警觉性。国人不要以为日本今已投降，我们可以安享和平的幸福。须知日本虽已投降，但确保胜利则仍有待于吾人自身的努力。必须我们能够把国家建设成功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能够成为东亚的安定力，和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然后我们才能确保胜利的成果而安享和平的幸福。”
惟我人人抱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忧勤惕励，不懈奋斗，建设强大中国，方能使得叫嚣者望“陆”兴叹，阴谋者有心无力，蠢动者偃旗息鼓，冒险者三思而行。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