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冬汉
对待中日关系必须要从外交大局着眼，而不是始终拘泥于局部的矛盾。在今天中华民族即将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决策层要时刻秉持一个审慎的、宽容的外交大战略。
国家主席于2015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众所周知，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中日关系屡生波折，但是此次主席意外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方接待代表团的规格“超出预期”，十分兴奋，不少国人也对中日关系的回暖惊讶诧异。其实，自去年北京APEC会议主席首次会见安倍晋三以来，中日关系已止跌反弹，呈现出走向解套的种种迹象。
中日之间近年来尽管受到钓鱼岛和历史问题的困扰一度走向低谷，但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两国持续的恶斗必然走向两败俱伤，进而影响中国的复兴大业。因此对待中日关系必须要从外交大局着眼，而不是始终拘泥于局部的矛盾。在今天中华民族即将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决策层要时刻保持一个审慎的、宽容的外交大战略。外交战略的成败往往关乎国运兴衰，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屡屡被证实。
外交战略关于国运兴衰
内政清明与正确的外交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内政清明的标准一般明确、清晰，不外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但判断成功的外交大战略并不容易。
外交往往是实施精彩的战术容易，制定精彩的战略难。人类历史上，有的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外交上有一系列精彩的战术，最后却满盘皆输；有的国家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政昏聩，外交战术也乏善可陈，但因外交大战略方向正确，最后能成功兴起。之所以如此，在于成功的外交大战略，需要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不被短时成功冲昏头脑，甚至不拘泥历史的深仇大恨，同时有长期的战略定力。做到这些，往往很难。
俾斯麦是超一流的外交大师。他用纵横捭阖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崛起后，如何使地处欧洲“四战之地”、列强环伺的德国在列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制定了一个后人看来比较稳妥的外交大战略，关键有四点。
一是德国决不能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简言之，就是不因有强大国力而强出头，成为众矢之的。二是德国不可陷入两面作战，以及在列强竞争中的少数派困境。当时欧洲有五大强国：英、法、俄、德、奥匈，德法矛盾因普法战争无法调和，德国战略核心是确保与沙俄不敌对，尤其要阻止法俄结盟，同时绝对不能使德国以二敌三，更不能以一敌四。三是当有涉及自身利益的争端时，坚持双边谈判，利用德国实力来为自己赚取最大利益；不涉及自身利益时，坚持多边谈判，以分散德国责任和风险。四是不追求绝对安全，避免被列强组团反对。
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力，冲昏了他的头脑。与英国海上争霸导致英法接近，撕毁与俄国的同盟条约导致法俄结盟，将英俄两大强国都推向了法国怀抱，自己不得不与最弱的奥匈帝国结盟。这不仅使德国以二敌三，而且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最后被奥匈帝国拖入一战。尽管德国一战开局似乎打得很漂亮，东西两线战场都有精彩的战术表现，但战略困局使其最终难逃失败命运。
苏联解体是内政的失败，也是外交大战略的失败。二战后，因国力增长，苏联逐渐蜕变为“新沙俄”。追求全球霸权，到处扩张，使其从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沦为世界矛盾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又陷入东西两线受敌的战略困境，这无疑成为其解体的最后催化剂。
近现代的日本，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偷袭珍珠港，一个个战术非常精彩，最后却四面楚歌，所有成果丧失殆尽，根源在哪里？答案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并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的外交大战略。其外交战略特性，说穿了就是一个字：“赌”，中日甲午战争赌赢了，日俄战争赌赢了。胃口越来越大，赌注筹码也越加越大，最终超越自身国力而撑死。
反观历史上的英国，凭借区区英伦三岛，成长为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从外交大战略上看，最根本的就是其针对欧洲大陆，长期而坚韧地坚持“离岸平衡手”这个根本战略原则：即决不允许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主导性的强国。
对弱国而言，近现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国是两个典型。这两大曾经辉煌的古老帝国，近代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对象，中国虽历经艰难，但最终在基本保持自己领土完整的情况下，重新复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分崩离析，最终只剩下小亚细亚这个领土的核心区域，复兴历史辉煌几乎不可能。外交大战略错误，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德、奥站到一起，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沙俄这个宿敌的怨恨，以及被德国一战开局初期的胜利所迷惑，没有看清德奥的战略劣势：处在欧洲中心地区，没有海权优势，严重缺乏支撑现代持久战争的资源。德奥失败，注定了与其结盟的土耳其帝国最终被肢解的结局。
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万幸的是，在一战、二战这两个决定性的民族国家大PK中，中国都没有犯错。一战中，虽德奥极力争取，日本也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多次阻挠，但北洋军阀政府还是作出了正确选择，与英法等协约国站到一起，对德奥宣战，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否则“五四运动”可能连爆发的机会都没有。抗战与日本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绝不与日本“媾和”的国策，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一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力贫穷，但在外交战略上，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待我这个底线。建国初期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取得了初步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苏联蜕变为“新沙俄”后，果断与其决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仅改变了安全上的战略困境，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好的外部环境。毫不扩张地说，没有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成功，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中国应秉持审慎、宽容的外交大战略
如果说过去紧跟平等待我之强者，是中国作为弱者的战略，今天则到了另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就是中国已经成了强者，世界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最强者。在这样一个敏感、某种程度上可谓危险的过渡时期，没有正确、笃定的大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功亏一篑，并非没有可能。
这个大战略，包括内政、外交两方面（当然二者并非割裂，而是有机联系）。内政方面，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政治日益清明。这里主要在外交大战略上，阐述几点看法。
今天要制定一个所谓顶层设计的具体外交大战略，无疑不现实，但外交大战略的根本基点，以及有一定操作性的几个基本原则，应该确定，且决不能忽视与违背。
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他国充满疑虑，要理解。毕竟在人类历史上，有些新兴强国给人类带来灾难，是事实，典型的如德国、日本。消解他国疑虑，我国在外交大战略上，要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警示自己，用宽广的胸怀对待不和谐的因素。即外交大战略基点必须是审慎与宽容。要实现这一点，要有笃定的战略定力，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一是决不可因国力日强，忘乎所以，更不可怒而“出手”。
这一点可谓是威廉二世导致德国失败的根本。过去国力孱弱，有时在口头，甚至行动上走极端，因实力不够，他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而今天如因国力强大，忘乎所以而走极端，他国就可能抱团取暖，联合起来反对。所以，无论在口头，还是行动上，都要温和、谦逊，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出手，更不能到处“秀肌肉”。审视今天我国的国际环境，与俾斯麦德国有相似之处，周围强邻环伺，可谓处“四战之地”，虽然今天世界不像过去那么迷信武力，但危险依然存在，不可不慎。
美国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用心险恶：一是引诱中国与其进行军备竞赛；二是为那些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与中国斗壮胆。其最渴望的结果就是中国像前苏联一样应对，达到故伎重演的战略目的。要认识到，今天有些国家尽管有美国壮胆，对中国言行极端，仍是“夜行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俗语言，“咬人的狗不叫”。这实质是他们色厉内荏的表现，对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决不可怒而出手。在外交大战略上，要笃定。
二是要在推动国际体系转换、发展上，尽可能对人类过去的体系有超越。
“得道者多助”，这是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支持、拥护的基础。如英国虽然主导的是一个殖民体系，但其倡导自由贸易，超越了过去封闭、割裂的国际体系，可谓是人类国际体系的1.0版。二战后，美国倡导非殖民化，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用国际机制、同盟体系来主导世界，是对殖民体系的超越，可谓是人类国际体系的2．O版。英美各自推动建立的体系，尽管主观为私，但客观上的历史进步性不可否认，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基础。今天我国日益强大，美国不仅怂恿、纵容周边小国骚扰，还希望通过TPP等来强化其地位，阻止被超越，我国如何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最佳途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能否提出超越美国体系、更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体系2,5，甚至3.0版本。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战略基点，其他都是战术层面。从“亚投行”的初步成功来看，世界对中国不仅有需求，甚至可谓对中国寄予厚望。今天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富有超越性的概念，如何将其在具体行动上做扎实，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要尽可能创造、深化与他国的各种联系纽带。
今天世界纷繁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难简单界定。在领土、安全上有矛盾，经济上可能互补的国家，如中日、日韩、俄欧等。在有形实体经济上互补，交流联系深广，货币金融上却可能是对手的，如中美、中国与欧盟。在经济上有深深依赖，安全上却深存戒惧，如东盟个别国家与中国。还有的是可能没有安全、经济等矛盾，却因为他国之间矛盾尖锐而很难平衡的，对中国而言，典型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如何平衡沙特与伊朗、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看似是外交战略上的挑战，其实对今天处于复兴期的中国而言，更是机遇。正因为世界各国联系的复杂、多元，就为我国外交创造了巨大的腾挪空间，只要战略正确，美国就很难像二战后对付苏联一样，拼凑出一个打压中国的联盟。要利用这种国际局势，根本策略就是寻找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世界主要国际行为主体，都有一个有力的纽带。如前述日本，尽管其在我国发展、前进的道路上，经常“塞棍棒”，但与之经济上的联系，还是要尽可能加强，要尽可能将其政府政策和民众区别对待。正如主席在接见日本访华团讲话中所强调的，“重视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
与俄罗斯，尽管在经济、安全上互相依赖，但不可因此而损害与欧盟关系，损害尊重他国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同样，尽管越南、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只要其行为不过度出格，就不要用经济等手段来惩罚。
总之，与他国的矛盾，要就事论事，不要将经济、安全、政治等牵扯到一起，战略上能分开对待就分开对待。在国家争端中，用综合实力去压服别人，只会给他国一种恃强凌弱的感觉，往往是压服一国，寒心多国，效果适得其反。
四是不要追求绝对的利益，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利益，都是如此。
经济上追求绝对利益，就会失去生意上的伙伴，也不利于与他国经济纽带的强化。如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等，尽管今天美国多方使绊，只要其不提出非分要求，将来其提出加入，也要欣然接纳。美国用心越狭隘，我国就要越宽广，这是战略上的以柔克刚。
今天我国拥抱世界，让世界拥抱中国，最好的推手就是经济。但不可好大喜功，对他国要求大包大揽。俗语言，“升米恩，斗米仇”。还有所谓“兔费提供一餐是恩，免费提供百顿是仇”。人类现实往往这样：短暂、小额的恩惠被认为是恩惠，而长期、大额的恩惠，最后可能被受惠者看成是施恩者的义务，一旦取消，就心生怨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对外援助，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很深刻。
因此，“丝路发展基金”等，最好能形成国际多边机构形式（当然要保证我国主导）。这样既可使投资风险缩小，也能避免将来因经济摩擦，而损害双边国家关系。
安全上也不可追求绝对利益。国家军事力量当然要立于不败之地，但追求绝对安全利益往往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困境。越是壮大，安全形势就越紧张，你越是强硬，别人就越是组团反对你。美国今天追求绝对安全，其实是在给自己背上更大的包袱，尽管表面上气势汹汹，从经济角度看，难以持久。
此外，当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双边谈判，避免国际化，我国是大国，国际化是争端小国求之不得的。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一定要坚持多边谈判，以分散责任和风险，总之，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来解决，否则，可能会成为他国仇恨的对象。
五是不可被民粹推着走，轻率作决策。
今天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外交战略没有定力，就可能被民意所裹挟。 “民意如水”，往往是冲动的，有时的民意并非真正的民意，而是一种民粹。当面对比较棘手、很有冲击力的突发性外交问题时，决策前最好能够“冷处理”一段时间。用句流行语，就是“让民意飞一会儿”， “冲动是个魔鬼”，很多事情往往冷静下来才能看清真相。尤其是在国力持续上升又有百年屈辱史的中国，民众还没有作为世界强国这种经历、体验的时候，尤其危险。
其实，今天我国面对的很多国际问题，都是 “成长的烦恼”。只要耐心、笃定，随着时间推移，国力更加强大，这些问题会自然消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最终成功，外交战略的科学、合理是关键要素之一。今天，我国在深度融入、拥抱世界，世界也在审视、接纳我国，二者良性的互动、融合，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今天虽难以制定一个长时段的具体外交大战略，但审慎、宽容的外交大战略基点和以上几点具体原则，必须明确、坚持。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