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攀
在当前的中国，政府机会主义已经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阻碍，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进程，就必须铲除政府机会主义，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在这里，笔者主要就政府机会主义的危害谈几点看法，以强调铲除政府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笔者看来，政府机会主义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即滋生腐败、造成资源浪费、加剧经济与社会危机、损害政府的政绩与公共形象。
滋生腐败
腐败源于对权力的不当认识与使用。在理论意义上，大凡政府都要以清廉务实为旨归。某种程度上，政府机会主义从中作祟致使清廉务实大打折扣。它模糊权力界限，夸大权力范围，误解权力的意义，歪曲权力的使命以及变相地索取权力给予的效能，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而对权力的合理掌握和正确使用，是削减政府机会主义、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最基本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2014年10月23日，在《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了”。讲话中所指出的这些错误认识，正是对腐败问题的不清楚认识，是给政府机会主义找的借口。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也指出：“在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尤其是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停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事实上，这些正是脱离了责任与限制的腐败现象，正是政府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
腐败源于制度的不健全。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曾经尖锐地指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谈到权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时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强调说：“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政府机会主义是不能被纵容的，因为由政府机会主义而滋生的腐败问题，对于执政党巩固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对政府形象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实现，都是考验和挑战。
造成资源浪费
政府机会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源的浪费。我们一直在讲：“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这个礼仪，本来是指礼节和仪式，是人们约定俗成、表示尊重的各种方式，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要求，它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但就是在这个“规范”上，有些人大做文章，还把文章做过了头。借礼仪之名大兴“敬谢”之风，花费大量财力购买奢侈品、名贵物品等作为礼物，对规则和制度却不管不顾。
政府机会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其次表现为精神情志的浪费。因为对利益的考量或对利益的贪婪追求，一些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久而久之便会对个人的情志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利于健康情志在社会生活中的锻造，败坏了社会风气。
加剧经济与社会危机
危机源于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不尽合理。如果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体，公共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就是政府行为中的一个重要选项。政府机会主义大行其道，往往导致政策与制度不能合理贯彻实施，使公共资源分配失衡，进而致使经济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爱国人士卢麒元在《经济危机与政府机会主义》中谈到：“政府的机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倾向，它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吞噬政府信用；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吞噬社会财富；政府机会主义会不断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当然，毫无例外，经济危机背后必然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他还在该文中指出了经济危机背后的国家危机：“政府机会主义必然与国际投机资本相结合。形成中国食利者阶层与国际食利者阶层的恶性互动。他们首先形成以资本为连接的庞大的财富食物链；而后进一步扩张到政治领域。西方国家推动的弱化中国中央集权的图谋正在成为现实。熟读历史的人们应该明白：无主从来不能必然带来民主。相反，削弱中央集权和中央权威，在民众无法参政的情况下，必然形成强势资本主导。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可能变相丧失管理主权。”由此可知，不合理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国际资本的运作，使得原本深受牵连的政府机会主义变本加厉，而变本加厉的政府机会主义又消解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动性，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受损，经济泡沫明显。当资源与制度不相匹配时，危机将难以得到和解。
危机源于制度的设立与实施受到阻碍。杨小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中，也对政府机会主义做了无情的剖析和批判。他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损害政府的公共形象
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形成了形而上的浮夸，自然有损于政府的公共形象。比如说，政府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四难”问题得不到解决，进一步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导致政府与民众的信任鸿沟；比如说，政府机会主义催生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不断助长门阀势力在地域社会的盘结，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
有人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部门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社会弱势群体的情绪和行动尚未被激化，而是停留在集体上访或集会等体制内平和的诉求手段，机会主义的地方政府将采取高压强硬策略，此时的博弈结果是妥协；一旦弱势群体中出现少数分子采取“打砸抢”等暴力抗争行动，机会主义的政府转而作出较大让步，诱导其他弱势成员相继采取暴力抗争行动，事态反而进一步呈现扩大趋势。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延误事件处置的最佳时机，而且直接导致事态的扩大化。这也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上述的政府机会主义导致政府逐渐失其固有的属性，弃其内在的准则，悖其众望所归的常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政府机会主义成为了一大顽疾和障碍。如若不能杜绝其危害蔓延，不能消灭其气焰，将会直接影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机会主义的危害问题，是必须要加以正视、认识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