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忠波
西方权力话语通过民间纪录片对中国形象进行“驯化”，独立纪录片迎合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形象进行建构，双方的共谋使得中国负面形象不断在西方电影节生产，又不断从西方流回中国。
一直以来，西方比较关注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问题，其中中国艾滋病问题是其中常见的内容，《内视中国》、《颍州的孩子》等纪录片都涉及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内容。正如学者徐美苓将艾滋病的媒介话语称之为“科学、文化与政治的混合物”，中国艾滋病问题一方面是重要的公共健康议题，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中国的方式。
西方话语的救赎主题和救世主心态
杨紫烨拍摄的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颍州的孩子》，以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安徽阜阳市颍州地区由于艾滋病蔓延所导致的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以高峻、楠楠等几名代表了“中国七万五千名艾滋孤儿”（字幕数据）孩子为主要拍摄对象，涉及了中国艾滋孤儿在中国乡村备受歧视，以及被抛弃等内容，由于影片在斯达基金会( The Starr Foundation)等美国机构的资助下完成，相当篇幅展示了美国医疗队对艾滋孤儿的救助。其中一个段落特别强调了一个名为楠楠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美国老太太以个人的名义通过各种渠道带药给楠楠吃，而其他的孩子则没有那么幸运。《颍州的孩子》以中国艾滋病人获得了国际“防艾”组织、斯达基金会( The Starr Foundation)和克林顿基金会( Clinton Foundation)等机构的医疗救助作为结尾，中国艾滋病孩子的拯救者是美国医疗机构和美国基金会等，在塑造作为社会弱势群族的艾滋病人绝望无助形象的同时，塑造了美国作为救赎者的形象。由于题材满足西方的期待视野，这部略显平庸的39分钟短纪录片，获得了2007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1957年出生于香港的杨紫烨，1977年移民美国。20岁到了美国的杨紫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我是在美国成为杨紫烨的，在香港我只是个孩子。”谈到其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风雨故园》，她说：“我虽然以为自己早已成为美国人了，但是自己第一部作品还是去了自己的故乡拍，我还是和别的美国人不一样。”拍摄者的自我身份往往通过拍摄对象为参照建立。例如，她的另一部纪录片《声光转逝》主要以美国华裔观影口述的方式，拍摄了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美国华人，如何通过在唐人街中国戏院的观影和体验实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起与中国情感关联的：“我在中国戏院里学到的中文比在学校和家里的都多”（口述者李先生）； “我清晰地记得戏里中国士兵的形象，对中国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孩子们都想当英雄，在那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正面形象，让多少年轻人感到了自豪”（口述者胡垣坤）；“对中国人来说，那是牵连故土的一条线索，其中很多都是道德剧，启发了很多人，教人们宽容、忍耐，遵纪守法，走正路，积极向上”（受访者吴博士）。口述者大多表现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好感，海外的中国电影启蒙了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华人，华人通过电影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寻求精神家园，确立身份。影片还进一步讨论了电影和戏剧中的价值观念对美籍华人文化的深刻影响。
杨紫烨作为华人导演的“混血”身份体现出了对中国特定的情感立场，形式上实现了透过“中国眼睛”观察中国的意味，但《颍州的孩子》是一部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下，以西方人道主义关怀为内核的影片。学者吴冰认为：“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是某国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国籍，而是他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那个国家的人一致。有些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从价值观到思想感情都已经与本国人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的甚至格格不入，倒更像‘外国人’。‘定居’往往表示一种‘认同’，自愿定居在美国的人首先是由于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如崇尚个人的价值、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竞争、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等等。”《颍州的孩子》包含着西方对东方救赎，中国再次成为次等他者，影片典型地迎合了西方的优越感，才可能被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同。
救赎主题和救世主心态是能够体现出美国文化、制度和经济优越性的主流价值观念，个人阶层流动的故事更是深得人心。具有参照意义的是，2005年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生于妓院》( Born Into Brothels: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同样有着强烈的西方对东方的救赎意味。影片以印度加尔各答红灯区妓女们的孩子为主要拍摄对象，这些孩子在混乱、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茫然失措，两位美国导演发放照相机给8个孩子并教会他们摄影。影片看似讨论的是“艺术（摄影）改变人的命运的可能”，实际上也是在救赎／被救赎者的话语框架下的叙述。印度女孩Preeti Mukherjee是《生于妓院》的拍摄对象之一，没有像同伴一样在美国就读高中，而是选择回到印度，根据《印度时报》的消息，三年后她“已经沦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中最出名的性工作者之一”。（《演完<生于妓院>她却成了妓院头牌》，《天府早报》，2009年2月27日）由于摄影和参与纪录片拍摄，生于妓院的孩子们在美国导演的帮助下得以进入美国，拯救儿童的行为不断延续，有的孩子还获得了接受美国教育的机会，而拒绝拯救的结果则是继续沦落。
中国民间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双向运作
中国民间话语和西方话语关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表现有着惊人一致，两者的交互关系使得形象塑造有着相似性和同源性，但两者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又并非是完全重合的。现将同题材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与《颍州的孩子》进行比对分析。
《好死不如赖活着》拍摄于2001年，第一次公开放映是在美国电影圣丹斯电影节。影片获得了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这部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的纪录片，由于对艾滋病家庭苦难与死亡的展示，也受到了国内观众诸如“专业展示苦难”、“投机”、“功利心太强”（参见豆瓣网《好死不如赖活着》条目评论）等指责。导演陈为军通过一年的时间拍摄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个农家小院里的艾滋病之家，这个五口之家四人感染了艾滋病，户主是一个叫马深义的中年男人。关于影片阐释的主题，引述陈为军的表述：
“因为这样一个家庭，五口人有四口人得了艾滋病，一般观众来说的话，没有机会或很难看到一个艾滋病人怎样生活，更没有机会看到一家五口有四口人得了艾滋病的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怎么活下去，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家庭的生活故事做下来，拍下来，纪录下来，让所有人看看这么一种生存状态下，这五口人，是怎么一天一天熬日子把它熬过来。”
不同于吸毒者、同性恋和性工作者，贫困的中国农民由于卖血而成为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绝望、贫困和无辜，较少地受到媒体的道德指责。中国特有的血液感染人群，一度成为西方媒体报道的焦点。通过对两个文本的微观化分析，会发现《颍州的孩子》与《好死不如赖活着》都是关于“艾滋病村”血液感染群体的内容，包含着常见的却令人吃惊的现实图景，个人的贫穷与不幸，乡村衰败的渲染，处处弥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痛苦。不同之处在于，《好死不如赖活着》中艾滋病人是被放逐的、绝望的，表现的是个人与死亡的博弈，而《颍州的孩子》中被放逐、绝望的艾滋病人获得了美国的“救赎”，是脱离了死亡威胁的。颇有意味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本身没有西方援助中国人的内容，但在经过西方电影节放映之后，导演陈为军在一次访谈中描述了该片在国外放映后的场景：“其中一个男观众，一边哭着就跑上来……一会儿拿了三百美元过来。他就在外面取款机上，取了三百美元给我，说你一定要带给这个家庭，说这个爸爸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话，会是一个英雄，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后来这个片子在许多地方陆陆续续播放，在丹麦那边有一个律师无国界组织成立了一个马深义基金会，这名字以马深义命名，但他们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和我商量过，这个钱并不只是资助马深义一家，也包括所有与他们生活差不多的河南那边的艾滋病家庭，艾滋病孩子。”在美国，马深义的家庭获得了帮助，由绝望到救赎，最终实现了和《颍州的孩子》一致的价值主题，《好死不如赖活着》通过西方电影节的放映行动和观众行为补偿了原本影片“救赎”内涵的缺失。《颍州的孩子》和《好死不如赖活着》两部影片最终的主题价值趋同并非是单向的模仿，而是西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双向运作的结果。
民间与域外互动密切，一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往往能够获得国内民间影展和国外影展的双重认可，这在许多的中国独立纪录片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西方电影节是一个失衡的话语场域，官方纪录片被排拒，处于失语的“不在场”状态。西方权力话语通过民间纪录片对中国形象进行“驯化”，独立纪录片迎合西方主流话语对中国形象进行建构，双方的共谋使得中国负面形象不断在西方电影节生产，又不断从西方流回中国。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纪录片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研究”<15BXW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