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纯
古希腊孕育和引领了欧洲文明，而现代希腊则似乎始终是欧元区的阿喀琉斯之踵和欧盟的短板。经历了2010年和2012年两次救助的希腊，在2015年再次拽住了欧洲和全球的眼球，围绕着对希腊第三轮救助计划和实施的争议，至今仍在进行中。
1月26日，以齐普拉斯为首的、主张反紧缩政策的激进左翼联盟上台执政，此后，齐氏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就减免希腊债务和重谈救助条款，包括通过向俄国和中国求援等方式，叫板欧盟等国际贷款人；6月25日，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驾马车向希腊提出“改革换资金”的协议草案，遭希腊政府拒绝；6月29日，希腊被迫关闭银行，实施资本管制，每人每日提取的现金不能超过60欧元；6月30日，因拒付IMF到期的16亿欧元贷款，希腊成为该组织历史上第一个违约的发达国家；7月5日，希腊就是否接受三驾马车提出的“改革换贷款”计划进行全民公投，61.3%的希腊民众明确对国际债权人的方案说“不”；7月13日，经过讨价还价，欧元区领导人就向希腊提供第三轮救助达成初步协议；8月11日，希腊和国际债权人就第三轮救助计划内容达成协议，希腊退欧的危险暂时退去；8月14日和19日，希腊议会和德国议会先后表决通过该协议，为第三轮希腊救助协议的实施开了绿灯；8月20日，欧洲稳定机制向希腊发放了第三轮救济的第一笔230亿欧元的贷款，希腊债务危机明显得到缓解，但同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政府总辞职，并要求提前大选。
回顾这一历程，俨然像观看一部高潮迭起的戏剧，进程堪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此，我们不妨全面剖析一下第三次希腊危机和援助协议的来龙去脉、影响及其未来的走向。第三次希腊危机的缘起
第三次希腊危机和救助的缘起是希腊民众对前两轮紧缩、纾困政策的强烈不满。
综观此轮希腊危机的再度爆发和第三次救助希腊计划的出台，尽管导火索是齐普拉斯领衔的激进左翼政府叫板国际债权人，拒绝接受“改革换贷款”计划，拒还IMF的16亿欧元的贷款，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终使希腊几乎走向脱欧边缘。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当今年年初希腊选民选择以“反对紧缩，要求重新谈判减免债务和重订援助计划”著称的齐普拉斯就任总理之时，就已开启了这场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激烈博弈的序幕。而希腊民众在7月5日的全民公投中，约2/3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坚决对国际债权人说“不”，则更进一步明确无疑地表达了他们对实施近5年的前两轮以紧缩为主的纾困政策的愤懑。2009年12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2010年和2012年，希腊曾两次接受了三驾马车提供的分别为1100亿和1300亿共计2400亿欧元的救助，还包括第二次救助中减计50%的债务，终于使希腊两次免于破产和“脱欧”。但与之相对应，希腊不得不付出纾困的代价，接受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实施长期严苛的紧缩性政策。此后，在三驾马车的严厉监管下，希腊右翼执政联盟政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财政赤字的大规模上涨，挽回了少许希腊债务的信誉，使其在去年成功地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发债募资，宏观经济也呈现出好转的趋势，2014年获得了0.8%的正增长，这已是欧债危机以来最好的表现。但是，作为救助贷款的条件，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长期实施严苛的紧缩性政策并逐段严格审核其执行情况，具体紧缩和改造举措包括增加税收、削减工资和养老金等福利、裁撤公务员、出售国有资产推行私有化等举措。百姓对纾困政策伴随而来的紧缩、改革政策所导致的民生凋蔽和屈辱感等反应强烈。数据表明，实施紧缩政策近5年来，希腊社会经历了剧烈的阵痛：2010年以来，GDP下降超过1/5，目前失业率高达26.6%，青年失业率超过50%，工资平均缩水近40%，养老金下降近50%，累积总债务超过170%。在贫富差距颇大的希腊，中下层和老年民众的利益和日常生活受损最为严重，思变图存，而希腊社会一贯不愿屈服的秉性也在助长希腊人说“不”。在前两轮救助中，以将私债转为公债为标志的偏向于债权人的严苛紧缩举措，被指充满了管教式的指令，大量贷款被用于归还对债权人的欠债，而非作为种子基金投入复兴建设中——即没有给希腊社会注入造血机制，这让希腊民众深感屈辱，于是将怨恨集中到了国际债权人的颐指气使上。加上希腊历届政府乏善可陈的社会改革令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上、下层分裂严重，下层民众被迫叫出“我们不反对还钱，但应该是富人更多纳税还钱”的呼声。在此背景下，以齐普拉斯为首的左翼联盟利用民众的不满，挥舞“反紧缩要尊严”的旗帜，不但赢得了大选，还在与国际债权人讨价还价无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剑走偏锋，祭出全民公投这一令欧盟无可奈何的利器。
协议达成意味着“三赢”
第三轮救助希腊协议的达成，对欧元区、欧盟、欧洲一体化来说，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希腊技术性脱欧的风险；对德国为首的国际债权人来讲，坚持了债权人改革换协议的原则，避免了逆向选择；对希腊来说，则获得了喘息机会和新的救助资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协议的达成堪称“三赢”。
依据希腊和国际债权人最后达成的协议：第一，希腊答应提高增值税、调高公司税、取消给予海运企业的税收优惠、下调养老金、实施金融市场和私有化改革；第二，希腊政府通过私有化国有资产，新增一个总额为500亿欧元的私有化基金、变现还债，并接受相关欧洲机构监督，其中250亿欧元用于银行资本重组，其余用于偿还债务和投资；第三，希腊同意IMF继续参与对希腊救助计划的监督和融资活动，此前希腊曾强力要求将IMF排除在外；第四，希腊不再坚持原先提出的债务重组、减免要求。作为回馈，未来3年中，希腊将得到来自国际债权人的860多亿欧元的救助。
对欧元集团、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来讲，该双边协议终于避免了希腊作为欧元区国家被逐出、沦为退欧第一国的噩梦；继续维护了欧元区“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和神话”，阻止了可能出现的欧洲一体化的反向倒退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阻击了欧债危机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疑欧”、 “脱欧”的思潮以及在西班牙等重债国普遍蔓延的反紧缩民意；在许多重债国家，类似希腊中左翼政党的号召力将下降，对处于缓慢复苏阶段的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副稳定剂，有助于阻止欧债危机梦魇的蔓延。
对债权国代表、态度强硬的德国、芬兰等核心国家来说，可谓赢得了胜利。其一，无论从经济获益还是政治均衡上来讲，德国等债权国均是欧元区最大的得利者，符合德国和相关核心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二，在谈判中，德国以要求希腊暂时退欧5年的B计划相要挟，迫使希腊接受一系列结构紧缩和改革条款，条款的严苛性比原先协议草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惩罚了希腊尤其是左翼政府的此前高调反紧缩，尤其是公投的任性放肆，对其他国家起到了以儆效尤的警示作用，维护了欧元区的纪律和秩序。其三，要求希腊议会通过改革法案才能启动第三轮救助，以及要求希腊设立500亿欧元的信托基金负责国有资产私有化，接受债权人监督，实际上相当于变相控制了希腊相关国有资产的出售，为阻止希腊政府以后可能的变卦加上了紧箍咒。其四，考虑到前两轮救助中，德国出资682亿欧元，居所有国家之首，避免希腊的违约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德国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且通过拒绝希腊提出的债务重组（减免）要求，坚持了底线，安抚了国内民众，对德国等核心国家来说不失为较优的选择。德国议会如期为该协议放行已印证了这一点。
就希腊来讲，尽管所达成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在某些部分并不比原先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条件宽松，甚至更加苛刻和屈辱，如国际债权人拒绝债务重组（减计）、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参与监督和融资，甚至要求希腊建立由欧洲机构监管的500亿欧元的基金，私有化国有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主权剥夺的意味。但如果真正脱欧将招致希腊主权违约、企业信用违约、银行和金融体系崩塌、外贸中断、通胀骤升、货币巨幅贬值、民生凋敝、政权不稳和更迭等。面对更严重的后果， “两害相权取其轻”，希腊政治精英阶层和民众主体只能走服软一途，最终接受这一协议。
希腊能否落实第三轮协议？
能否落实严苛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则是第三次希腊危机是否真正缓解，避免重蹈前两次危机救助不力覆辙的关键所在，为此希腊还需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考验。
凭心而论，经过拒绝还款和全民公投等折腾，希腊最终获得的救助条件并没有比以前更宽松，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让举着反紧缩旗帜的齐普拉斯政府有个自我转圜的说辞：“我们选择活下来，而不是自杀，我们为此承担责任。我并不后悔在斗争后选择妥协而不是从悬崖上跳下去。”
但协议虽签，落实实难。接受这样苛刻的协议本身与齐普拉斯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左，使其内部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声音。在希腊议会8月14日审议第三轮救助协议的投票中，齐氏所在的激进左翼联盟党149名议员中有43名投了反对或者弃权票，其中包括议会议长和能源部长法拉赞尼斯等要员，后者甚至扬言要组织新党，使齐氏失去议会多数，政府跛脚。正因如此，齐普拉斯在欧盟新一笔贷款到款之日提出内阁总辞，此举应该被理解为是其试图通过新的大选重新赢得议会多数，为10月开始实施协议所约定的严苛改革扫清政治障碍。
目前齐氏本人民调支持率高达60%，执政联盟支持率也在33.6%，远高于新民党(17.8%)等反对党，齐氏再次当选、重组稳定政府的概率颇大。比之此前支持紧缩的中右翼政党，齐氏领导激进左翼联盟执行以紧缩为主基调的新协议受到的掣肘反而更小。对此，欧盟方面反应是谨慎的支持，欧委会主席荣克认为，“此举有助于为第三轮救助协议扩大希腊民众支持规模”。欧元区主席则希望此举“不会拖延或损害已经达成的救助计划”。
对第三轮救助计划的前景，笔者持相对乐观态度，尽管不排除随着协议的实施，尤其是紧缩养老金和增加税收以及私有化等举措会进一步侵害相关民众的利益而可能引起一定反弹，甚至衍生一定范围的政治动荡，但总体说，希腊民众慢慢接受和遵守新协议、捱苦日子的可能性较大。让希腊社会重获活力是根本
不过，真正的麻烦在于如何让希腊彻底走出目前的危机，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之所以成为欧元区的阿喀琉斯之踵，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首先，经济问题成堆：产业结构颇为单一，以旅游、农业和航运业为主；经常项目常年逆差，难以平衡；政府行政效率较低，公务员人数逾总人口的10%，公务支出庞大；灰色（地下）经济猖獗，据称占国民经济的30%至40%，使政府税收流失严重。其次，在福利问题上：属于地中海模式的希腊社会保障制度，其支出超出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加上希腊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近19%，在欧盟国家中位列前三，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现象难以缓解。最后，在政治和法制层面上：如何打破民粹主义的臼裹，教育和引导民众，推进和实施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困难重重。
一句话，彻底改造希腊，让希腊社会重获活力，是希腊远离危机的根本，而就希腊当前的现状而言，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