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异彩纷呈的思想史才是生动的思想史，笼罩在当时的主流思潮下，“学衡派”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达了另一种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构建理路，在当时直至今天都是有意义的。本文拟从文化引进态度、文化进化论、儒学观等方面回顾“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时期主流思潮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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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衡派；五四新文化；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那就是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沉迷在对“现代性”方案的想象和规划之中,这样的规划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的失败，刺激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觉悟到要从思想文化层面谋求中国的出路。新派人物遂通过创办《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以“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相号召, 引介现代西学、倡导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投入这场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然而,在急切浮躁的氛围下,五四精英们不自觉地陷入了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盲目崇信,专注于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语境中界定“现代”,机械引用代表未来价值的西方现代文化标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进程，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工程等同于中国文化的西化工程,在五四诸将的眼中，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先进的标志和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代表。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在青年人身上迅速蔓延,人心思变,社会纷乱，一些中国的传统思想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日渐呈败落之势。
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学衡派”诞生了。《学衡》和“学衡派”的创立因其成员有共同的文化理想，而新文化派俨然是该文化团体的敌人，新文化派质疑、推翻传统文化，“学衡派”以维护孔子，阐明儒教真义为己任。在“学衡派”诸君眼中，新文化派一列人物不仅偏激，而且庸俗，“以浅陋以文其浅陋”，是停留在哗众取宠的层次的一派，他们“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他们不是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诡辩家，他们更不是思想家，只是投机取巧、博取功名的巧夫。“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于是“学衡派”诸君准备“揭其假面，穷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梅光迪认为，中国已完全被欧美文化的魔力征服，以之马首是瞻，过于崇拜欧美文化，“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否，即可‘畅销’。”但是欧美国家和中国国情和国民性等各异，中国人能否领略欧美文化的精髓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非仅恃模拟而已。”面对欧风美雨侵蚀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形，梅光迪怀疑这是国民文化自卑加上好“时髦举动，为戈名邀利之捷径。”的改革家的鼓吹和煽动引起。事实上，“学衡派”并不反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引进西学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吴宓就肯定西方人思想感情经验积累下来的政治典章制度和科学哲学文史等，他形容之为“陆离璀璨”，我国人自然要研究它利用它，由此还可与“吾国旧有之学术之物，得与比较参证，而有新发明，新理解，琢磨光辉，顿呈异彩……”问题在于究竟向西方学习和利用哪些精华，他们认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所引进的不过是西方近代思想中之一家之言，并没有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不能真正代表西方文化，而且只强调引进，忽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他们强调“引介新知”加上“融化新知”。梅光迪讥胡适等人为“野狐禅”，“其所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已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杜威罗素，为有势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
并进而断言“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按照这种思路，胡适、陈独秀之流乃卖弄过时的西方思想的跳梁小丑而已。吴宓和梅光迪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他说：“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他认为那些新学家自命为通人，引进这些“偏”的材料，欲以此代表西方文化的整体，其实是选择在西洋已被视为糟粕、“毒酖”的近代某家某派的思想文章，结果适得其反，实有害于本已“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的中国人。至于谈及胡适、陈独秀的学说，吴宓认为“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其风靡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陈独秀等排除异己、一手遮天，垄断思想界的结果。“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而吾所欲审究者，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之道理是否正确，所输入之材料是否精美。”
针对新文化运动所倡言文学和文化进化论。吴宓并不认为文化只有新旧之说，而新旧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不了解旧事物，也无助于对新事物的认识，“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尤其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没有一定的轨道可循，后来者不一定优秀，晚出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胜过前人。
所以国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对待旧文化不极端的保守，极端保守不适合世界的形势，不足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不要极端的鄙夷丢弃，完全丢弃旧物和旧文化会失去国性的凭依，对欧美文化不要极端的迷信，也不要极端的排斥，要养成“中正”的眼光和心胸，所以“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作此等大事业的人，要能洞悉世界的大环境大形势，还要深入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本源，吴宓的志向就是如此。当时文学领域的改革集中在白话文学的推广上，少年学子都纷纷从白话文学的风潮，吴宓愤怒之情在其日记中可见一斑，他写道：“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吴宓甚至称“流毒”中国各地的“新文学”为“乱国之文学”、“土匪文学”，“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当时林语堂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白璧德弟子，吴宓也很认可林氏的才学和聪敏，却没有相互引为同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林语堂“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
最让“学衡派”“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新文化人对孔子和儒教的咒骂和破坏。柳诒徵认为新文化派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孔教，实为没有看清真正的病源，青年学子们是中了新文化派的毒，以为反对孔子、焚烧经典、焚毁孔庙等行为可以使中国兴盛，甚至与列强相抗衡。柳诒徵为了改变当时学界和青年的错误观念，对孔子和儒学作了深刻的研究，以弘扬孔教为己任，他认为孔子及儒学依然不失其正面价值，孔儒失势主要是因为“盖孔教之变迁失真，亦已久矣”，他反而认为“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柳诒徵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野蛮的部落发展到文明远扬的大一统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循此人类群居之条理，以为立国之本。简言之，即以礼为立国根本。”
吴宓也是类似,他宣称“: 新文化运动，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除万古精神之源，实为诬阁不察之极”，并认为“礼教乃前圣先哲所创，为一切道德之标准，纵有偏畸过当之处，改良修正，未尝不可，遽尔全行革除，则为患实深。”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学衡派虽承认其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对其道德伦理的本体，却还是主张继承发扬。对于传统文化，自然有必要进行批判，但不可采取全盘否定的方式。“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这是吴宓的呐喊。“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传统，但是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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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日记[J].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J].学衡,1923(15).
[3]吴宓.论循规蹈矩之益与纵性任情之害[J].学衡.
[4]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J].东方杂志,1919(3).
[5]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J].学衡,1922(1).
[6]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J].学衡,1922(2).
[7]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J].学衡,1922(3).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