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予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海外各国开始关注中国，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将以此形成的判断运用于同中国的交往和相处之中。对中国而言，我们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要了解自己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这样才能更恰如其分地与其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本文从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以及如何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进行分析和思考，以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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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改革开放；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中国文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意思相差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相互交流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汉学，多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改革开放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法国传教士较早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20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战略目的需要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60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离现实问题较远，但对中国了解较深；前者对中国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背景而常常脱节，很容易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研究机构，以顺应这种趋势的发展。
一、海外对中国研究现状
1.海外研究中国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简述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源于16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开启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汉学在法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一直以古典研究为主。70年代起，新一代学者开始突破上一代人旧有的研究范式。90年代后，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机构、地方政府的作用、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谢和耐，他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方式传统却不保守，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也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法国汉学界一代新风。
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政府从战略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现实状况的研究。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与中美关系的讨论。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进一步深化，并一步步走向学科专业化与国际合作。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流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文史哲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8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为史实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面前的不同反应，探讨其内含的思想意义。由此开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领域涉及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
2．海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概况
海外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较集中在汉学领域，大多与文史哲相关，所涉及的研究很宽泛。首先最主要的是语言方面，其中，汉语教学最多，人数最多，但学术成分较低。其次，从事中国史的最多。再次，是宗教与文学，宗教更多一些。
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目前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是传统汉学。传统汉学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这一类哲学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像葛瑞汉和史华慈汉学功底浓厚，思辨性极强。他们的作品最大优点在于汉学味很地道，历史学基础扎实，余英时也属此类。但也有其弱点，葛瑞汉的著作《道教辩士》(Disputersof the Tao) ,史华慈的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所用的术语都不具备很深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的书在美国正统哲学系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海外的推广有着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造成国外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偏见。例如，美国哲学界中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分析哲学的，这些人认为，像史华慈这样的中国研究者没有语言的分析，分析哲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做，所以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因此，他们把中国哲学归入历史系或者宗教系。20年前在美国只有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把中国哲学放入了哲学系，而当时美国的哲学年会，几乎感觉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
第二部分就是从比较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代表人物是安乐哲和郝大卫。安乐哲用美国实用主义解释中国哲学，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有学者认为他创造了很多新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认同的。因为，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他们的比较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上品，其特点是只讲中庸不讲中和。
第三个流派是以分析哲学为主的流派，这一学派很难说出其源流。它有一个主要的策源地——斯坦福大学，代表人物是列文森及其学生，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人。这些人主要分析哲学，他们在研究生阶段是纯粹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所以开始研究中国哲学。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学术发展很有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概念比较清晰。
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
中国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热切关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其起点是中国一方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大量翻译和出版，随之产生了一批对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的专著，而后是相关专门研究机构的先后设立。
1.成果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研究系列是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曾起到了影响深远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之后，一批海外前沿著作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现，其中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影响最大。此外，王庆成和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专业翻译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旨在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中的著作大多能反映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考察，视角独特。
除了单纯的翻译之外，也有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涌现，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有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侯且安《当代美国学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等。
2.机构
于此同一个时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于1975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并于1985 年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
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后，国内又成立了新的机构，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国内各地区，对全面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内文化走出去现状
1.起因
中国国内热衷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国际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今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2.机构现状的评说
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趋势，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比较后起，至今为止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就文化交流的本旨而言，真正做出成绩的不多。大多数所能查到的只是一个网站（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会议），还有许多机构连网站都尚未设立。其中，与跨文化直接相关而可以枚举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跨文化教育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文化资本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与跨文化战略研究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国际礼仪与跨文化沟通研究所等。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起步最早，也相对地积累了了若干研究成果。
作为普遍的共性，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体上都开设了一些基本的常规活动项目，包括与国外著名大学、文化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短期或长期学术访问；多渠道获得资助；聘请外籍专家学者；留学生互换及奖学金项目；定期召开研讨会及国际会议；邀请海外知名学者进行讲演等。开设这些活动项目表达了国内学界与世界交流和互动的自觉。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机构主要的活动方式还是会议和讲座，而且邀请的人物和报道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些都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热闹而缺乏深度的阶段。相对来说，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自2004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北京论坛。这个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学术论坛，正在逐步引人注目。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了媒体、学术和政策三边互动的新构架，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近50篇。该机构尤其注重扩大自身在海内外的影响。四川大学与韩国、美国等知名大学合作建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共同组建中美大学战略研究所，同时与美国及法国的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的项目，其特点是比较深入，且形成实体规模。复旦大学依托外国办学机构，在海外建立了教学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拥有相关的学术期刊，分别是《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和《国际论坛》，后者是以国际问题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此外，武汉大学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已形成理论著作。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