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冰洋
摘要：启蒙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早期的严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直至今日的新儒家，关于启蒙的话题一直在继续。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日后的“超越启蒙心态”，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致力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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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启蒙思想；新儒家；严复
一、严复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西学盛行之风，对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启蒙思想带来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气，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认知模式。在这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中，严复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在严复的思想脉络中，关于寻求富强是最为核心的问题。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严复在寻求的过程中不断地向斯宾塞、穆勒学习，希望从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富强的秘密，他试图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解释外文著作，其目的是用传统语言的外衣来包裹这种外来思想，以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而中国当时的状况是，尽量在一个旧有的文化制度当中寻求着微妙的平衡，用严复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君主圣人不去发展民众的能力，把社会和谐置于一个低水平上”，即寻求的是一个低水平的和谐社会。这与达尔文所说的进化是不相符的，严复认为西方的圣人抓住了“运会之所由趋”，因此能使进化的动力不受限制地转化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严复救国的模式中，西方社会强调各个人的作用，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最终发挥了人的全部能力，这就是“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是一方“个人在其中能得以充分地、天性不受任何抑制地坚持自己的权利的领域”，而另一方却是“个人为他人的利益而抑制自己的领域”。可以说这两种看来都是有助于增强社会有机体的最高利益。但是，前者是通过自由促进所有人的利益，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能力；而后者却是通过降低各人的能力来维护其目的。这是为何西方强而中国弱的原因。“思想是一种酶，它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
在进化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由于受阶级的局限严复反对突变，这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他认为，在原儒经典中有许多不易之精华，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是对于宋明以来的新儒学严复是予以批判的，认为这些学说都是“无实”之学说。他在《天演论》中更明白直接地道出了他对儒学的看法:“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 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 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 往往先之, 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在他看来儒家文化中的精髓, 需要引进西学才能得以阐扬。
他不断寻求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结合点。例如“斯宾塞对于天地万物的想象与中国某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非常明显地相吻合”，他积极将西方思想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在阐述斯宾塞的一元论时，他用老子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尤其在涉及西方进化论时，严复认为中国的“气化论”与其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并且可以互补。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结合使得严复对于儒学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他既不是完全的西化论又不是完全的反传统。
二、五四思潮与儒学
如果说严复对于儒学的批判只停留在宋明理学上，对于原儒经典还是报以赞扬的，那么后来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勇士们，则是对儒学予以较多的打压与批判。但其中一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没有到过西方的，最多就是在日本留学，所以对于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于日本。而像严复这些到过西方的知识分子，对于反传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启蒙带来的现代化，中国救亡要实现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与传统决裂，不代表传统对于现代化是没有价值的。
五四时期的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启蒙压倒了救亡”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急切的心态寻求救亡之路。五四时期对于儒学的批判渗透到各个角落，精华与糟粕一起丢弃。但对“王圣”以及“三纲”的批判仍有其合理之处。严复提到的圣人君主其实就是儒家后来发展的“王圣”思想。儒家之初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内圣外王，通过自己的内在修养以经世治理天下。自从汉代以来，王圣逐渐取代圣王，“王圣”即指未以自身之修为而获得权利治理天下，并且其所要求的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权利，还有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权利，它控制的不仅是日常行为甚至连人民思想都要控制。“一个彻底政治化的儒家社会要比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压迫更厉害”。
三、当代新儒家的儒学建设
“民主，自由，人权等启蒙的核心价值成为美国西方不断扩张的道德理由…毫无疑问，它与现代化作为一种强势力量的展示是相关的”，现代化这种“在权利生产的向度上”已经把启蒙以及价值转变成为了一种“宰执性的权威心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走到一个迫切需要改善的时刻。
新儒家认为，深入挖掘儒家的积极思想以补救现代文明之偏。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有效针对启蒙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这也成为儒家文化面向世界的一个方面。启蒙时期，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正好纠正了这一思想的片面之处。这种“涵盖性的人文主义”可以用来替代启蒙形成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杜维明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是涵盖性的人文主义。它有人心与天道、人类和自然、个人与群体等不同的层面”。
“儒家人文主义不是世俗的人文主义，作为人类--宇宙统一的天人合一观念，它断然拒斥那种人性枯竭的人类中心主义。然而，简单地回归人类—宇宙统一观念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重新发掘它的潜在的用途”，即从儒家经典中去汲取养分来补救启蒙之偏，“返本”同时“开新”。“开新”之路便是儒学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吸收其他文明的积极成分，从而生生不息、大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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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