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
摘要:抗战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不仅对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建工作实践中去,用实际行动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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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战时期;任弼时;党建理论;党建实践;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任弼时已经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不仅对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建工作实践中去,用实际行动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并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一、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就提议要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1941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后,任弼时就在深入研究《决定》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任弼时关于党性问题的论述,极大地消除了广大党员及党的干部在党性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全党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和团结,为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思想保证。
任弼时亲自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整风工作。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后,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随即成立了以任弼时和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此后,任弼时亲自指导边区干部的整风工作。1942年10月1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一直到1943年1月14日,共计88天。任弼时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全面阐述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以及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在他的指导下,高干会胜利闭幕。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违背党的干部政策和整风运动的宗旨,把“审干”变成肃反,认为“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不调查研究,随心所欲地抓人、关人,大搞“逼、供、信”,造成了不少冤案。任弼时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密切关注审干事态的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多次找人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审干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混乱状况,建议召开集体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使整风运动走向了健康的轨道。任弼时还提出:“对已经坦白的人,分别是非轻重进行甄别是一项大的工作”。他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②毛泽东十分同意任弼时的意见,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在毛泽东和任弼时的指导下,甄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甄别工作是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的。”③1943年底至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理。
延安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从增强党性解决思想方法入手,进而展开历史问题大讨论,批判王明路线,树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进程。任弼时几乎参与了对整风全过程的领导,其重要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二、策划中央机构的新建与精简
任弼时1940 年回延安后,就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为了有效发挥中央机关的职能,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但没有对外宣布),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作为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经常和中央部门的同志打交道,很快就发现了中央机构的许多问题。抗战时期的延安集中央留守部队、边区、地方政府三大系统于一身,虽然有些办公机构,但很不健全,缺乏统一机构与管理,没有一个统一负责中央常务工作的机构,各部门难免因协调困难而各行其事,影响了工作效率。
任弼时还通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认为要更好地指导全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央组织机构应作相应变动。1941年7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议建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制度,扩大书记处的工作班子。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于8月27日正式作出决定:“七大”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七大”之前党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
任弼时在中央组织机构方面所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在当时的时局下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保障党政军工作的正常运转。有的机构还一直延续到今天。
精兵简政是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开始实行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④精兵简政最初是1941年冬由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⑤中共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就是任弼时负责调研并提出具体方案的。1943年西北局高干会胜利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和改革。这项工作自然落在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肩上。任弼时从工作、生活的必要消费入手,从算经济账开始,“深入地调查研究,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连四个干部一盏灯每年的用油量,六个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开支,都一一作了计算。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央机关要增强领导效能,人员由七千减为四、五千。”⑥经过周密的准备,任弼时代表书记处在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率先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
任弼时关于机构调整的方案十分详细,得到大家的肯定,政治局委员经过讨论,于3月20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这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机构上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与精简,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上意义深远,它使中央机构制度化,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通过精兵简政,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俭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效,任弼时功不可没。
三、召集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4 年5 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召集,负责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⑦
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任弼时就立即投入起草工作。他依据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⑧与毛泽东的《历史草案》相比,任弼时的稿子有三点新贡献: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任弼时在决议草案中写道:“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虽然此后历史决议案又几易其稿,但“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⑨
此后,胡乔木又以任弼时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任弼时对胡乔木的稿子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提出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点提纲式的意见在后来张闻天的改稿中得到展开论述,形成较严密的文字。
在张闻天改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了至少七次。“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⑩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改为提交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达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12日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任弼时胜利完成了党的重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党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决议。决议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党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历史决议凝聚了全党的智慧,而作为决议的召集者和负责人,任弼时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四、筹备部署党的七大
任弼时1940 年回到延安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党的七大。筹备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会址。任弼时亲自实地勘察,他曾先到安塞县的真武洞考察,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但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接着又去了枣园后沟,这里保密条件好,但地方较小,容不下那么多代表。经过比较,最后选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1942年,一座长36米、宽34米、高11米的大礼堂在杨家岭落成,为七大的召开提供了硬件设施。
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全党最优秀的代表,审查代表资格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我们党十几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0年正式进行七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时间长达12年之久,再加上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代表来自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国统区,情况异常复杂,而且信息闭塞。因此,审查代表资格是一件极其复杂困难的事情。本着坚持原则对党负责、对代表本人负责的慎重态度,从1940年5月29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到1941年4月,每隔一两周召开一次,共计20多次会议,初步审查了252名正式和候补代表资格。在审查过程中,“他仔细地了解每个代表的历史情况和各代表团的初审意见,然后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在七大召开之前的一个多月里,他又连续主持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审查的结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 人,候补代表208 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圆满地完成了代表资格的审查任务,保证了七大代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和七大报告的顺利通过,以及党的最高领导的选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任弼时还负责准备大会所需文件和材料。“1940年3月,任弼时随周恩来从苏联返抵延安后,收集材料的工作便先交给他来负责。”
由他责成中央各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准备,他自己则亲自主持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顺利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任弼时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不仅主持七大和在大会上发言,而且还向大会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从“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建设事业的重要”、“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任弼时的书面发言稿富有政治远见,为抗战胜利后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思路。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任弼时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全党同志对他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引文注释
①薄一波.怀念任弼时同志[J].党的文献,2004(3):12.
②⑦⑧⑨⑩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9-280,306,307,308,319,327.
③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13,502.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64.
⑥姚勇,蔡庆新.任弼时的非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1.
中共汨罗县委宣传部.怀念任弼时同志[M].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2.
刘益涛.中流砥柱—抗战中的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75.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