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飞
摘要：乡村道德建设需要革新，这既不是传统道德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城市文明的简单复制，而应当展现乡村道德独特的魅力与定位。本文分析了乡村道德式微的表征及原因，阐述了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文化礼堂建设的做法、成效及其道德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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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村道德；文化礼堂；道德建构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维系和支撑乡村共同体的和谐有序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官方治理的外在行政力量，还有一种是乡土自发组织的内生力量，而这种内生的秩序与力量来源于传承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淀。当今，衢江广大乡村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礼堂建设，为乡村道德建设的复归与革新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新路子。
一、乡村社会道德的式微表征
1.流动时代影响下的道德淡化
在传统熟人社会，人越多其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就越宽广，“面子”就越具有扩张和增值的效能。村民的行为方式依赖于村民大众的道德舆论压力，而舆论压力氛围的形成，仍是依赖于一定数量人口的生活共同体在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在“一传十、十传百”中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市场经济的确立及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造成了劳动力大规模迁徙，多数村民选择了“离土又离乡”的打工方式，如候鸟般卷入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循环过程，乡村逐渐成了“无主体的熟人社会”。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村民的道德舆论传播仅仅限于“一止于十”而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压力，道德舆论失效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以，一个村庄的村民从地缘上来讲仍是在一个村上集居，仍然存在着血缘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但利益结构的外化使得村民们缺失了一种共同感，村庄整体而言也没有了主体性，也就没有了实质性的内聚力。
2.市场经济张扬下的道德弱化
市场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激发人们的竞争、效率、平等、法制等观念的同时，也携带着物化及功利意识向道德发起挑战，重利轻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接踵而来。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财富、权力、文化水平、个人素养、道德威望等多种常见的社会分层标准中，道德威望并不是主要的标准，财富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尺，“富即正确”俨然成了一种强势话语。经济能人和权力精英介入村庄公共事务，而无需德望作铺垫，乡村社会显现出实利化倾向，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逐渐瓦解，传统道德趋于碎片化、边缘化。所以，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庄精英政治与吏治秩序，释放了乡村社会的实利化倾向，弱化了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的共同感，即道德制约。
3.城镇化大潮冲击下的道德徘徊
随着城镇化大潮的不断冲击，传统的农村格局正在破裂与重构，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开发，征地拆迁补偿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有的农民一夜暴富，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复存在，在物质富裕的生活状态下，在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同时，观念却仍旧落后，陈规陋习依然存在，“身体走得太快了，灵魂没来得及跟上”。对于新生代来说，城镇化带来的道德观念冲击更为深刻，他们不甘于在家侍弄土地，而进入城市之后，城市中以陌生人为基础的人际交流方式，逐渐改变了他们本来在乡村中建立起来的本分、善良等传统品质，村庄权力精英不再考虑公共道德问题，权力运作突破了村庄伦理。
二、乡村社会道德弱化的原因分析
当前农村思想道德变化所显露出来的多元性、不稳定性和错综复杂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1.经济变革导致道德分层化
道德是现实社会的意识反映，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由集体劳动者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者，原先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压力联盟”开始瓦解，乡民间的联系纽带日渐松弛，乡村社会成员成为“各自为政”的原子化状态。[1]市场经济规则下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法则解构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内部沟通机制。一方面，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重功利、保私利；另一方面，新道德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法理性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具备强制力的道德力量。
2.社会道德示范多元化
市场经济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的多元化，农业并不是农民的单一性产业，农民也逐渐分化为专职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等众多类型的利益主体，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道德示范。各社会成员奉行各自为政的理性化算计，尽最大可能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呈现出市场主体之间鲜明的利益博弈气氛，显现出乡村治理的赢利化状态，偏离了乡村治理的伦理和谐的社会本质。
3.乡村思想道德教育边缘化
今天的乡土中国之所以有各种乱象，之所以正气不张、各种丑恶现象丛生不断，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村民穷、没有钱，而是他们缺少乡村道德教育应有的认识。当前，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对复兴道德文化的意义认识不清，对乡风道德文明建设的长期性、重要性以及丰富的内涵认识不足，认为乡风道德文明建设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软的、虚的，做起来难度大、见效慢，不易立竿见影，从而忽视了乡村道德建设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措施和力度都缺乏，导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往往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或者是“作报告带一段、定规划补一条、查工作问一句、要典型编一个”，热衷于搞形式、摆花架子，敷衍了事，走走过场。
三、衢江文化礼堂在乡村道德构建中的引领作用
当下，物质富裕已不再是农村生活“幸福感”的唯一衡量，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向往。2013年以来，继农家书屋、文化大篷车等之后，衢江区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作为文化惠民接地气的重要载体，纳入新农村建设考核，安排专项经费，大力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现已建成42家，实现乡镇（街道、办事处）文化礼堂全覆盖，为“失根”的乡村精神家园找到了一条“生根”之路，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在“身有所栖”之后，“心有所寄”，做到“一村一色”“一堂一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2]
1.找准三路径，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⑴结对帮扶共创建。将文化礼堂建设作为文明创建的重点工作，启动文明单位结对共建文化礼堂“五个一”结亲活动。48家区级文明单位与42个实施村结对共建，帮助结对村“兴办一批实事、联办一批活动、认领一批心愿树、开展一系列讨论、组建一支文化队伍”等。邀请社会贤人、退休教师与干部、暑期回乡大学生等参与文化礼堂建设和管理。
⑵规范要求抓创建。通过整合闲置村校、老祠堂、村会堂、村级办公场所等资源，解决创建场所，同时按照“两堂四廊一场所”和“五有”建设标准抓落实，编印《衢江区文化礼堂操作指南》，规定操作动作、统一设计要求。全区统一讲堂名称为“信安讲堂”，农家书屋、义工家园、春泥计划室设计统一标识，并要求将其设在群众最方便、最显眼处。在展陈内容要求上，做到“我们的家园、好媳妇好公婆、各村个性展示、历史遗存”等四内容各村必有。
⑶整合活动促创建。去年8月起，组织开展了衢江区首届电视排舞大赛，层层选拔赛均在各地文化礼堂中举行。同期开展了最美衢江人基层巡讲进文化礼堂、百家单位捐书进百个文化礼堂等活动。杜泽枇杷文化周，大洲东岳文化节，廿里、双桥农民运动节等举办时，均将相关活动安排进当地文化礼堂，方便村民参与，提升礼堂“人气”。结合国庆节、重阳节、教师节等节庆，相继举办了庆祝国庆、重阳敬老、儿童开蒙等多场活动，各文化礼堂实施村还举办了“好邻里”“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等乡风文明活动，并将评选结果在展陈栏中公开。
2.凸显四个美，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的引领教化作用
⑴凸显村貌之美，展现秀美村庄。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衢江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鸟语花香的环境与窗明几净的居所成了当下农民的共同追求。展现村貌之美既让人们看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也让身在其中的百姓自然而然升起一种自豪感。衢江在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给了实施村一个“把家底全部亮出来”的平台，几乎每个文化礼堂都有村情廊，展现该村风貌。
⑵凸显风尚之美，展现人文精神。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弘扬和展现农村农民新风尚是衢江推进文化礼堂建设“一村一色”“一堂一品”的特色要求。在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衢江结合各地实际和当地群众意愿，将爱国、拥军、明理、孝贤、廉洁、和谐等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文化礼堂的布局、陈展和礼仪活动中。展现农村农民风尚之美，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村群众的凝聚力，也使得“务实、守信、崇学、向善”浙江精神在衢江广大农村得到了生动实践。
⑶凸显传承之美，展现继往开来。衢江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不少村庄是先贤达人后裔聚居地，蕴含着独特的思想文化，几千年的生息繁衍，让衢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衢江大力挖掘传承之美，既是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也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要求。比如唐代为民求雨而舍身投井的盈川令杨炯，宋代与包拯齐名的铁面御史赵抃，明代针灸的集大成者杨继洲等，衢江区开展了为时一年的“衢江区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评选活动，启动了衢江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和衢江区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把这些历史上的先贤达人在文化礼堂和文化阵地上展示。
文化礼堂业已成为衢江40万农民群众学习知识的场所、文明养成的殿堂、技能培训的基地、精神寄托的港湾，成为基层百姓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缚、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的特色阵地，在有效引领社会思想、形成良好风尚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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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M].天津社会科学，2010（5）.
[2]何萍.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N].黑河学刊，总第149期（1）.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