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
摘要：上海理工大学的校训“信义勤爱，思学志远”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首先，它体现了《易经》乾坤两卦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其次，它体现了以“情感—道德—超越”为核心结构的中国文化精神；再次，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才的才性同合论和德才兼备、以德统才的德才之辩；最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大学之道。以此校训为指导，将远大的精神志向和扎实的行持功夫结合起来，定会在大学生活中学有所成，在以后步入社会中也必将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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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上海理工大学；校训；中国传统文化；阐释
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为1906年创办的沪江大学和1907年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沪江大学以“信义勤爱”为校训，一战以后，同济德文医学堂原址变迁为中法国立工学院，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校训。2006 年，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定下了“信义勤爱，思学志远”的八字校训。这一校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阐释。
首先，“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体现了《易经》乾坤两卦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 周易·坤卦·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 思学志远”体现了乾卦的精神。“信义勤爱”体现了坤卦的精神。《论语·为政》篇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思则是一个思考、创造的过程，学思结合，思学相长，而这一切都是“志（在）远（方）”，正体现了乾卦的乾乾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海理工大学作为一个理工科为主的高校，“志远”一词也是十分贴切的。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3]然而，其实在科学的山峰上根本没有顶点，当代诗人海子有诗云，“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在科学上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志远”的校训正是对莘莘学子永不止息自强进取的鼓励。“信义勤爱”则是从道德的培育角度来说的。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道德的培育。《老子》亦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4]所谓“厚”为品德敦厚，所谓“实”是基础坚实。“信义勤爱”可以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正符合坤顺德厚的品性，唯德厚方能载万物。
《周易》以乾卦居首，重视乾卦的创始精神，以坤卦随后，重视坤卦的终成精神。“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以体现坤卦精神的“信义勤爱”居首，以体现乾卦精神的“思学志远”居后，则是重视道德培植的体现。而先坤后乾，犹坤在上，乾在下。坤为地，乾为天，坤上乾下为《周易》泰卦。《泰卦·彖传》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1]又《象传》云：“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1]正是鼓励我校师生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顺天地之道，行君子之德，内健外顺，小往大来，无往而不吉利亨通也。
其次，“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体现了以“情感—道德—超越”为核心结构的中国文化精神。关于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有学者认为有三种常见的观点：“一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学；一是确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是道家；一是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道、佛三家。”[5]其实还有一种“儒道互补”[6]说。另有学者从文化的本体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精神顶峰是唐诗。总括起来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是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7]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提出中国文化的三维核心结构观，即中国文化的“情感—道德—超越”的三维结构。情感维度的载体是中国诗歌，道德维度的载体是中国儒家文化，超越维度的载体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佛教，其中又以禅宗的思想为超越维度的代表。“志远”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情感维度。《尚书·舜典》云：“诗言志。”[8]陆机《文赋》云：“诗缘情。”[9]志与情原本是相通的。“信义勤爱”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概括，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维度。而“爱”这一个字则可以包含“情感—道德—超越”三个维度的全部。从情感维度而言，“爱”是“情”的最高表现。《晋书·王衍传》云：“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10]这一个不能忘的“情”就是中国人对于一切的美和崇高的“爱”。从道德维度来看，《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 孟子·离娄下》亦云：“仁者爱人。”[11]这一个“爱”字就是中国文化道德维度的最好阐释。从超越维度来看，佛教中超越了俗世情爱的“大爱”则体现了一种“无缘大慈”[1“2] 同体大悲”[12]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将这种“慈悲”阐释为“恒顺众生”，即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闇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13]从情感维度来说，“爱”是立情之本；从道德维度来说，“爱”是立德之本；从超越维度来说，慈悲之“爱”是立心之本（按：此心即《楞严经》卷三“铄迦罗心无动转”[14]及禅宗“明心见性”之心）。总之，“爱”可谓人生立命之本。笔者非常推崇校训中的“爱”这个字，曾在为上海理工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6月更名为工程科技学院）的同学们所写的一首共勉的藏头诗里提出“爱为立命之本”。诗不长，兹录于此：“上天给了我们创造的勇气，/海阔天空莫要错失良机，/理想虽远也近在心灵，/工夫纯熟自然水到渠成。//高处的星光眷恋着我们，/职是做一个光明的存在。/学会了爱方有立命之本，/院落里的阳光也照在院外。”
再次，“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体现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才的才性同合论和德才兼备、以德统才的德才之辩。《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云：“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云：“《魏志》云：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15]陈寅恪先生说：“夫仁孝道德所谓性也，治国用兵之术所谓才也。”[16]他又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16]陈寅恪先生认为，当魏晋兴亡递嬗之际，士大夫阶层言才性同、才性合；而阉宦阶层则言才性离、才性异。士大夫阶层以司马氏为核心，重视性，以性为本，以性统才；阉宦阶层以曹氏集团为核心，重视才，认为即使是道德败坏的人只要有才能，也可以提拔任用。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重视才性合与才性同论，在后世发展为德才之辩。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论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17]宁愿得无德无才之愚人，不愿要有才无德之小人，可见古人对于德的重视。以才性论和德才之辩的视角来看上海理工大学的校训，则“信义勤爱”，德也，性也；“思学志远”，才也。二者并列，即是既重视德性，也重视才学；“信义勤爱”先于“思学志远”，则是以德性统才学，重视才学，更重视德性。此德性和才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性和才学相比，在内涵上当然有更多的时代精神和新的发展，不过校训中体现的德性和才学的辩证关系则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重视才，更重视德，否则有才无德，便会出高学历犯罪。胡适先生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情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18]这里似乎是在说道德的无用，但其实不是。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点来看。一是胡适是在一个大谈道德的国家想要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二是胡适明明说是“谈道德”的害处，它其实暗含的意思是，只“谈道德”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应该要“行道德”。先哲王阳明有“知行合一”之论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知孝弟。”[19]可见只是嘴上谈道德，而不去行道德，并不是真正的知道德。只谈而不行的人，就有可能导致满嘴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做出禽兽之行，就像有些官员今天在大会上大谈廉政建设，第二天就因贪腐而落马一样。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型理论认为，对法律和秩序的重视，属于道德发展的第二个水平即习俗水平，而对普遍的伦理原则的重视属于道德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后习俗水平。如果按照发展阶段来分的话，前者属于第四阶段，后者是最高阶段即第五阶段。这一阶段认为：“在超越法律之上有普遍的道德原则，例如对人类尊严的公正和尊敬。生命的意义高于一切。”[20]可见，道德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校训中对于道德的重视正与此合。最后，“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大学之道。《礼记·大学篇》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21]大学之道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至善，其表现和过程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则在于修身。修身统一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并从格物开始。关于“格物”的含义，古代儒哲郑玄、孔颖达、朱熹和王阳明有不同的解释。朱熹引程子之言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也”[22]，而王阳明则“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19]，认为“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19]，有格去私心物欲的意思。依王阳明所论，格物致知即格去其物欲之私，而“致其本心之良知”[19]。今观校训，“思”可以说是“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19]，就是省察克治自己的内心，格去物欲之私。《礼记·中庸》云：“好学近乎知。”[2“1] 学”，即致知也。思学，即格物致知。而“信义勤爱”的实行即是诚意、正心的过程。这些做好了就是修身。而“志远”是修身的延伸，即是志在家国天下。修身成，则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体现了“大学之道”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孟子·尽心上》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善其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济天下”。由校训观之，“信义勤爱思学”是“善其身”；“志远”是“济天下”。当其在大学中学习之时，正是独善其身之时，但这个时候又有兼济天下的远大志向。《易经·乾卦》初九云：“潜龙勿用。”[1]九五云：“飞龙在天。”[1]唯有像蛟龙潜藏水中创造和等待时机般坚韧的“信义勤爱思学”的修身过程，才会有朝一日如龙飞九天一样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志远”）。
又，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以儒家的观点看来，至善的达成以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奉行为基础。“信义勤爱，思学志远”中固有“信义”二字。依前引“仁者爱人”，则“爱”体现了“仁”。前引《论语·为政》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则“思学”可以益智。又依前引“思”即“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省察克治”即是“克己”，《论语·颜渊》云：“克己复礼为仁。”[“2] 克己”与“复礼”不仅相辅相成，甚至克己的过程就是复礼的过程。则“信义勤爱思学”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精神要求，是达到至善的基础。而校训以“信义”为首，正是对当今社会虚假盛行而诚信丧失、物欲横流而逐利忘义的对治。而“志远”不就是对“至善”的追求吗？虽然“至善”似乎很遥远，但是我们有追求的勇气，有此远大的志向。而这个对“至善”的远大志向的追求并不是空想，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都从“信义勤爱思学”的基础努力做起。禅宗亦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2“3] 志远”即“高高山顶立”，“ 信义勤爱思学”即“深深海底行”。必须有行的功夫，才有立的可能；必有立的志向，方能统行的功夫，二者相辅相成。
由以上的分析，上海理工大学“信义勤爱，思学志远”八字校训体现和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优秀特质，富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以此校训为指导，将远大的精神志向和扎实的行持功夫结合起来，定会在大学生活中学有所成，在以后步入社会中也必将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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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马克思《. 资本论》法文版序言.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
[5]赵吉惠.论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主体结构与格局[J].陕西师大学报,1994(4):45.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53-54.
[7]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2.
[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舜典第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9.
[9]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9.
[10]晋书[M].第四册,卷43,王戎传附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1236-1237.
[11][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大乘本生心地观经[M].见,乾隆大藏经,第61册.
[13]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M].卷四十.见乾隆大藏经,第27册:631页上.
[14]释成观法师.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贯（上）[M].台北:毗卢出版社,2006:776.
[15]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2-173.
[16]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J].中山大学学报,1956(3).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14.
[18]转引自.言论[J].黑龙江金融,2011(2):7.亦可见.张涛.健康生活离我们有多远[J].城市住宅，2012(3):111.
[19]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
[20]桑标,主编.学校心理咨询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44.
[2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
[23]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上册）[M].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279.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上海高校“辅导员工作培育项目”之“大学生国学研习”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暨上海理工大学辅导员工作室大学生国学研习工作室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