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福斌
产业组织理论是对产业和市场进行经验考察的一种新方法的尝试。它于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基本同时出现了“结构主义” 和“芝加哥”学派两种理论流派。尽管这两种流派都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出发点,但由于理论逻辑、思考问题的方法及对象不同,在理论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异。
一、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主要建立在两项经验性研究基础上,即对经济绩效的衡量和结构与绩效关系。贝恩(1959)首先用4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贝恩第二项研究是用进入壁垒来测量市场结构,检验了20个美国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和利润的关系,结果进一步发现了集中度和利润之间的正相关性,并发现平均回报率在高壁垒条件下明显地高于低壁垒的现象。
围绕着这些经验研究结论的解释,贝恩建立了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特别是市场绩效的理论假定。贝恩强调市场结构影响单个厂商的经济行为,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如厂商的内部组织结构,包括用工策略、工作条件等;间接影响,如厂商内部资源配置及其产品定价和竞争策略。绩效则主要是通过规范的“好坏”标准对满足特定目标的经济行为的评价。从中可以发现:
(一)在结构—行为—绩效(S-C-P)中,模型运用了微观经济学分析结论。产业的绩效取决于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卖方和买方的行为取决于市场结构。结构反过来又取决于基本状况, 如技术和产品需求等条件。
(二)从理论的逻辑来看,更多地强调了市场结构是导致厂商不同行为和绩效的主要因素。其中进入壁垒构成了市场结构决定性的要素,导致进入壁垒的因素是绝对成本优势、现有企业规模、产品差异化。
(三)更加强调经验性的研究,由于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结论都是通过经验性分析得出,所以在理论解释上,很大程度依赖这种经验性的分析变量的设定、时间和条件。
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建立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围,在大量的经验性分析中运用了主流微观理论的推论并提出了问题,大大深化了组织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研究。结构主义方法尽管比纯描述性的传统方法相比要严格得多,仍然存在缺陷。S-C-P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概念问题。即关于经验性分析中变量的设定、时间和条件。首先,在对产业绩效测量中,结构主义主要采用了利润率和回报率两种指标,这两种指标是否遵循了长期绩效衡量方法?长期绩效衡量方法应是衡量绩效的基础,但以短期绩效衡量为基础的S-C-P研究则不是这些理论的恰当检验。其次,结构变量是否是外生。利润和高集中比率间的正相关系中,强调了高集中比率引起高利润而是“坏的”。事实上,利润和集中率正相关的解释中还包括了厂商的最有效率生产、创新性的研究和市场范围的扩展 (2)逻辑简单化。事实上,导致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S-C-P的模型的单线条分析削弱了模型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3)经验性分析强于理论解释。尽管 结构主义以主流微观理论的主要推论为基础,但在理论的解释中,只强调了短期分析的意义,而忽略了长期过程中产业的动态效率和配置效率。
二、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更加重视对结构—行为—绩效的理论分析。芝加哥学派认为应该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假定出发,强调市场的竞争效率。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波斯那、麦杰等。芝加哥的主要理论思想范式是竞争性均衡模型。其关键是提出了在长期均衡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技术效率的条件是价格等于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这就意味着产业的产出不管资本是不足还是过剩,都处于最优规模边界下。在竞争性模型中,配置和技术效率主要导源于两个结构性条件——买卖的数目和自由进入。
从长期的竞争效率出发,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在长期过程能够达到效率水平,反对高集中率的产业必然带来垄断租金,因此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斯蒂格勒从产业成长角度,认为厂商的规模大小和市场的集中度与产业周期和经济效率有关。从规模经济角度,斯蒂格勒用生存技术来确定最佳规模水平,认为凡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因此最佳规模存在多种不同的规模,大厂商的规模经济也是生存技术的结果。德姆塞茨认为高集中率导致高利润率是生产效率的结果,而不是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指标。
芝加哥学派强调导致反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导致的进入壁垒,因此,认为政府最好减少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芝加哥学派遵循了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了市场长期竞争的效率。大大扩展了结构、行为、绩效的贝恩讨论的视野。该学派从价格理论的基本假定出发,讨论了结构、行为、绩效之间非直接相关性,认为这三者之间至少存在一些复杂的关系。但该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理论也缺乏经验性的检验。
三、两种理论流派的主要争论和统一
从上述分析中,尽管两种理论都是从主流的微观理论出发,但在分析方法、思路及政策含义中存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
在分析方法上,结构主义强调了经验性的检验过程,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得出解释,芝加哥学派则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从价格理论固有的前提出发,演绎出各种结论。在分析角度上,前者强调了如何改善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等市场绩效作为产业组织的主要问题对象,讨论市场势力形成的固有的结构条件;后者重视长期的竞争效率均衡,坚持短期的低效率、非均衡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自由进入和退出来得到解决。在政策含义上,前者强调了政府对高集中度产业的反托拉斯干预,后者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本身会带来壁垒。
尽管产业组织学的两个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政策思想仍然差距很大,但研究方法上却存在趋同的趋势。现在进行的产业组织学研究,两个学派都是在S-C-P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进行的。其原因有二:
第一,近年来产业组织学的实证要大量地使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经济计量学方法要求研究者写出描述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关系的各种方程,并利用实际数据估计出模型参数。所以,只要研究者根据方程构造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就必然涉及到构造模型的基础框架。
第二,面对芝加哥学派的指责,结构组织学者也在S-C-P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严格的理论研究。同时,既然芝加哥学派的论证常常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也理所当然地逼迫结构学派注重假定条件及其变化。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不仅两个学派的研究方法存在趋同的趋势,研究的结论也有所靠近。由此产生了被称为“新”产业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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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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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军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述评[J].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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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传江 李雪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
成与发展[J]. 经济评论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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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福斌(1976-),男,汉族,江苏沛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财经分院)
(责任编辑: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