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ika
2013 年3 月18 日，又一位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把日本建筑推到了聚光灯下。其实除了创意传承，日本建筑界对于建筑的社会职能也有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建筑对于日本人来说远不只是审美那么简单，它还承担着复杂而庞大的民生职责。2011 年东日本地震后，惨烈的损失使重建家园成了日本建筑师迫在眉睫的任务，作为灾后重建的典型个案，日本在两年间给出了一份完整的田野调查，对现代建筑的主要材料——钢筋混凝土提出了深入质疑。
2012 年年底，在东京闹市区中心的街头广场上，冒出来几座形态怪异的木结构小品，其中有三座较低矮呈凉亭状，上面零星排着桌椅板凳；另一座高耸达10 多米，长木棍密密麻麻编织成“千鸟格”图案，与现代市区的“格格不入”乍看让人有些惊异。这组木结构小品的设计师隈研吾先生中国人并不陌生，北京上海都有不少他的作品，他也频频出书策展发表言论，在当代建筑界占有重要一席。不过这次隈研吾的作品一反常态，看起来规模小而“穿越”，媒体也罕有报道，仿佛不值一提。可笔者了解下来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作品的名字叫做“智慧茶馆”，取自13 世纪日本文人鸭长明的一本随笔集《方丈记》。本书主要记述作者历尽天灾人祸，决心后半生归隐山林，从此修心养性以达智慧的历程。隈研吾此时想起那个遁世桃花源的鸭长明，大概是想从中求得一些对灾后炎凉的慰藉。但现实中，现代人赤裸裸地活在水泥丛林里，哪有地方可躲。东日本地震已经过去两年，惨烈紧张的局面算是过去式 了，可人们心理的恐惧怕是短时间内无法烟消云散。最近的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仍旧是以地震为主题，在这片物质和人心的废墟中，日本建筑师一直紧锣密鼓，忧心忡忡。
隈研吾这个项目跟灾后重建的实际操作并没有多大联系。许多建筑师已经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帮助受灾的人群建造紧急避难所、设计临时住宅、重新核对结构设计、优化选材等等。相比之下隈研吾的作品似乎没有太大实用价值， 而更像一个概念设计。隈研吾说2011 年的地震给他上了重要一课，面对大自然的伟力，他突然明白钢筋混凝土建筑原来并不强大。这对他这样一个现代建筑师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所以他开始思考建筑结构上的防微杜渐与精神重建结合的方式。
众所周知，如同东亚的许多国家，传统的日本建筑一直是以木结构为主，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渐渐出现钢筋混凝土。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建筑师在废墟之上建立起现在这个鳞次栉比的钢筋混凝土王国，一时间蔚为壮观。但这片水泥丛林被轻易地再次毁于一旦时，隈研吾开始觉得，材料的进化似乎也有隐患——人们还在使用木材建房的时候，至少各方面会更谨慎一些，比如建筑选址在以前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近水靠海肯定不行，怕的就是像海啸这样的灾难。但2011 年的大地震，直接被震倒的房屋并不太多，罪魁祸首正是地震之后引发的海啸，海啸让整个城市和村庄瞬间消失，连复兴的希望都化为泡影，重建都不复可能。放弃土地远走他乡，这种清零度对所有人精神层面的打击都是巨大的。
隈研吾特意把这组木结构小品放在联合国大学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是别有用心的。联合国大学总部大楼是战后日本第一代建筑师丹下健三（也是日本第一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的代表作。丹下健三是最早突破日本传统造屋模式，大力推行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旗手。日本传统木构建筑尺度宜人，节点精巧细腻；而钢筋混凝土建筑雄壮粗野，有力量感和标志性，这二者从内在结构到外在表现都有本质区别。丹下健三是让后者取代前者的推手。到今天，日本现代建筑师早已过了全盘西化的阶段，发展出本土语言模式，建筑师们也频频向传统取经，但兴趣点始终停留在传统建筑的尺度关系和空间特点上，对于材料节点不太关心。久而久之日本传统的木建工艺濒临失传。
这次隈研吾那个没有功能的高耸构筑物，就采用了二战以前在日本普及性很高的节点——“千鸟节”（The Chidori Joint，三根木头交在一个节点上）。这种连接做出来的建筑抗震性非常好，同时也不失形式上的美感，可是现在找遍全日本，只有零星几个工匠还会做。隈研吾的这个作品，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纪念传统呼吁继承的碑石。而这种重新重视木结构，反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观点也并非横空出世的一家之言，在中国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的一些建筑师如刘家琨、王澍等也发出过同样的声音。不过，虽然他们在对木结构的推崇上都宣示了建筑师内心的道德本能和艺术情怀，却始终没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日本建筑学会会长仙田满先生就不太同意木结构的推广。仙田满查阅了大量灾后实景照片，认定能够在灾难中保存下来的反而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木结构是轻型的柔性结构，通过自身位移抵抗地震力的冲击；混凝土刚性结构则是通过材料本身抵抗位移而形成抵抗力，原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在遭遇外力直接作用时，木结构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另外，木结构在地震时最大的问题是火灾，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仙田满觉得没有办法简单地说木结构和钢混结构哪种可以更好地抵抗地震，因为无法预测它们的自身灾害，他倒是觉得把“刚”和“柔”结合起来考虑，不失为更周到的办法——比如说，加强建筑自身刚度的同时，参考木结构的柔性节点，发明一套完整抵抗地震、海啸的建造方式。
事实上，上溯到日本近代全面走向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时代，建筑师们也并没有忽视建筑的抗震设计。日本之所以没有像中国、美国那样将建筑设计和结构技术完全脱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处于与自然灾害对抗的状态。传统和当代都警告他们，建筑设计必须将设计、设备、结构技术紧密结合，通过技术手段来抵抗台风、地震、海啸的侵害。所以于古于今，建筑与技术一体化的思想都是日本建筑不可或缺的指导思路。对于每一位日本建筑师来说，对地震因素的考虑早已融入了日常设计本能中，细化到所有室内隔断都尽可能和结构一体化考虑。
只是9 级地震的杀伤力还是超越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之前认为清洁干净又绝对安全的核能，也从人类福祉变成了可怕的杀手。长期以来人们致力研究，发展最新技术，完全相信科学的力量，如今一夕之间信念全都分崩离析，大家对于现代的、高科技的产品开始抱有前所未有的怀疑。灾后的日本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忧患感，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事情；也没有绝对可以预防的灾难，即使再多的措施也可能无济于事。
这种挣扎在建筑师圈中也典型存在。隈研吾代表了主张回归的一方：他们觉得西方的现代建筑在多灾的日本已经失败了，而启用被遗弃的东方智慧可能才是希望。而仙田满的一方则仍在研究各种现代抗震技术。但从历史来看，因为多灾多难是他们的生活背景，日本一直是一个习惯于接受消亡、回归本源的民族。因此原初性也一直都是日本建筑的核心体验：始建于7 世纪的伊势神宫就千年不变地实行着“造替”制度，每隔二十年把建筑焚毁再原址重建。日本人自古就认为，与其拼命去延长建筑寿命，不如尊重生死轮回的不灭真理。
所以日本震后的木材与混凝土之争，早已不只是两种材料、两种建筑形式在抗震中孰优孰劣的问题，它还折射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建筑文化，以及人们对生存方式的取舍——是刚以庇体，还是柔中求存。